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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我那几个前妻的话题上。在索然寡味的莉莲之后，我遇上了柔情似水的贾妮，一个漂亮的尤物。她是作为会计部门的秘书被雇用的，但当我发现我出差需要她时，她便很快得到了提升。我和莉莲离了婚，娶了贾妮。她比我小23岁，能永远让我得到满足。她尽可能快地生了两个孩子，作为拴住我的筹码。洛基，小的那个，在赛车时丧了命，这场灾祸让我破费了600万美元，最后总算在庭外了结了。
我64岁时娶了蒂拉。她那时23岁，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
她给那个小恶魔取名叫兰博【注】，其中的原委我至今都没弄清楚。
兰博今年14岁，但早有了因扒窃和非法持有大麻而被捕的记录。
他一头油腻腻的长发紧贴着脖子，一直披散到后背。他欣赏自己耳朵、眉毛和鼻子上缀挂着戒指的模样。我听说，他想上学就上，不想上就不上。
兰博为他的父亲已经80岁了而感到害躁，他的父亲则为儿子在舌头上串白珠子而觉得羞耻。
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期待着我在这份遗嘱上签字，从而使他的日子好过些。可我的财富再多，也经不起这群白痴的折腾。
【注】兰博，原文意为“闲逛”、“闲聊”——塔界注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本不该再去恨，可我却无法自持。他们个个是令人厌恶的恶棍。他们的母亲都恨我，于是他们也学会了恨我。
这群尖牙利爪、贪婪成性的兀鹫正神魂颠倒地盯着这笔巨款。
我的脑子是否健全如今成了人人关心的大事。他们以为我准是长了脑瘤，因为我说话总是颠三倒四。会见他人或在电话里我也常常语无伦次，所以我的助手们都在背后交头接耳，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是的，是有个肿瘤。
两年前，我立了一份遗嘱，所有的财产由最后与我生活的人继承。那时，蒂拉整天穿着印有豹斑的紧身裤在寓所里招摇地走来走去。是的，我想我那时还真的迷上了二十几岁、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可她后来还是被我赶走了。遗嘱被扔进了粉碎机。我感到厌倦了。
三年前我还立了一份遗嘱，那纯粹是为了取乐。我把财产全部留给了慈善事业，列在名单上的慈善团体超过了100个。有一天，我和上了在争吵中互相破口大骂。我抖出了这份遗嘱的内容。
他和他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雇了一大群奸滑的律师去了法庭，想把我送进医院。律师的这一招是很高明的，因为只要医院证明我的心理不健全，这份遗嘱就无效了。
但我有的是律师，我每小时付给他们1000美元，让他们琢磨对我有利的法律条文。我最终没有被送进医院，尽管那时候我的神经也许是有点不正常。
我有一台私人粉碎机，用来处理所有那些旧的遗嘱。这些遗嘱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都被那台机器吞噬了。
我穿的是用泰国丝绸做的白长袍，头剃得像个和尚。我吃得极少，所以身材既瘦小又干瘪。别人都以为我是个佛教徒，但实际上我研究的是琐罗亚斯德教【注】他们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我的神志在退化。
【注】琐罗亚斯德教：古代伊朗宗教，中国史称“袄教”或“拜火教。
莉莲和她一家这会儿正在第13层的会议室，就在我下面：这是一个用大理石和红木装饰的大厅，地上铺着昂贵的地毯，中间放着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此刻，这间屋子里挤满了一群心神不定的人。可想而知的是，那里律师的人数要比家庭成员的还多。莉莲有她自己的律师，她的四个孩子也各带了一名律师，TJ则带了三名律师，一来显示他的举足轻重，二是要把握事态的发展。他在法律上的麻烦要比一个死囚犯还多。会议桌的一头放着一台大的数字显示屏，用来转播仪式的整个过程。
TJ的弟弟叫雷克斯，44岁，是我的第二个儿子，刚娶了一个脱衣舞娘。她名叫安布尔，是一个没有脑子、只有一个大假胸的可怜女人。我想她该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了。不管是第二任还是第三任，不关我的事。此刻，这个女人和这家子的其他配偶或同居者正在这里为110亿的财产分配而坐立不安。
莉莲的大女儿叫利比盖尔，她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一直很疼爱她，直到她离家上了大学并把我忘在了脑后。后来她嫁了一个非洲佬，我就把她的名字从我的遗嘱中划掉了。
玛丽·露丝是莉莲最后生的一个孩子。她嫁了一个医生，做医生的期望自己能因此成为大富翁，可他们现在却是债台高筑。
贾妮和她的一家等候在第10层的一个房间里。自从我们离异后，她有过两个丈夫。但我肯定，眼下她是一个人生活，我雇用的侦探随时向我报告她的一举一动，但她在床上的勾当即使是联邦调查局也未必能摸得一清二楚。我己经提到过，她的儿子洛基在车祸中丧了命。她的女儿基娜这会儿和她的第二个丈夫在一起。他是一个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白痴，能在三年内出色地赔掉5亿美元。
再就是那个兰博，他这会儿正无精打采地坐在五楼房间的一张椅子上，舌头舔着嘴角边的金戒指，手指拨弄着油腻腻的绿头发，一脸怒气地瞧着母亲。他母亲今天居然厚颜无耻地带来一个毛乎乎的小白脸；就因为是我生的，兰博便期待今天能成为富翁，从我手里接过一大笔财富。兰博也带了个律师，那是蒂拉在电视上常见到的那种油头粉面的家伙。她和他上床之后就雇用了他。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着。
我对他们个个了如指掌。我在看他们表演。
斯尼德从我房间后面走出来。他跟着我已经快30年了；他是个身材矮胖、相貌平平的男人，穿一件白色西装背心，他脾气温顺，总是谦卑地哈着腰，像是在跟国王叩头。斯尼德走到我面前，两手像往常一样交叠在腹部，头微微侧向一边，满脸笑容地问道：“先生，你好！”那种故作轻快的语调还是他许多年前在我们逗留爱尔兰期间学会的。
我没吱声，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回答斯尼德。
“要咖啡吗，先生？”
“午饭。”
斯尼德眨巴眨巴眼睛，腰弯得更低了，接着便蹒跚地步出房间，裤子的翻边拖着地板。我死后他也想暴富，我想他和其他一样，也在数着日子。
有钱人的麻烦就在于每个人都想从你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只要小小的一份。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区区100万算得了什么？
给我100万，老家伙，你只是拔根毛而已。筹给我一笔款子，然后我们俩就将这事忘了。把我的名字塞进你的遗嘱里，那儿有的是地方！
斯尼德极爱打听，几年前我发现过他在翻我的书桌，我想准是在找当时的那份遗嘱：他盼着我死，因为他指望能得到几百万的遗产，
他凭什么想得到我的钱？我几年前就该解雇了他！我在新的遗嘱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把一只托盘放在我面前：一包没有开封的里兹牌饼干；一小瓶蜂蜜，瓶口周围有塑料的封口带；一罐12盎司保持在室温的鲜果汁。这份食谱稍有改变，斯尼德就会当场遭解雇。我让他出去，然后把饼干浸在蜂蜜里，我的最后一顿午餐！
第二章
我坐在那里，透过彩色的玻璃幕墙向外凝望着：天气晴朗的话，我能看见六里之外的华盛顿纪念碑的碑顶，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气有点阴凉，风很大，还有厚厚的云层。这种天气对死亡倒是挺合适的：树枝上被风吹落的最后几片叶子飘落在下面的停车场上。
我为什么要担心痛苦？受点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远不止这些。
我按了一下按钮，斯尼德出现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轮椅推出房间，沿着大理石的门廊来到大厅，进入了另一扇门：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
我已经让那些精神病医生等了两个多小时。
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我朝尼古莱特点点头，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书，一个我很喜欢的可爱的女孩。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也许会成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经没有时间了。只有最后的几分钟了。
一大帮家伙在那儿等——成群的律师和几个要测试我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专家。他们全挤在会议厅那张长桌的周围。我一进去，他们立刻停止了交谈，纷纷把目光转向我，斯尼德把轮椅推到桌子边上，紧挨着我的律师斯塔福德。
一台台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