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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说中国军队人数众多，日本军队将告失败，有的说中国将乘胜收复台湾，还有人准备起来响应。更有人冒险向警察局投匿名信，内写“日本必亡，祖国兴隆”，或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予以宣传。在对大屯郡下西屯公学校高年级的问卷调查中，这些学生家长“相当多数的人希望台湾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台湾军司令部为此深感忧虑，他们说道：“（‘七·七’）事变爆发当时，一部分本岛人中间由于民族的偏见，依然视中国为祖国，过分的相信中国的实力，受宣传的迷惑，反国家的或反军队的言论和行动在各地流传，民心动摇。”陈小冲：《“七·七事变”与台湾人》，《台湾研究》1996年第2期。1936年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解散后，在日本殖民者高压政策下，除了个别人的反抗言行，台湾岛内有组织的反抗斗争无法展开，但台湾人民以不屈的民族精神顽强抵制着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也从心底就从来不敢相信台湾人民会是自己的同路人，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统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敌人登陆，全岛化为战场，台湾同胞也会协助我皇军，挺身粉碎登陆部队。真正的皇民化必须如此。但是，相反的，台湾同胞万一和敌人的登陆部队内应外通，从背后偷袭我皇军，情形不就极为严重？而且，据本人所见，对台湾同胞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 王育德：《苦闷的台湾》，弘文堂，东京，1964，第136页。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失败的。
也应当指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台湾人民面临日本殖民者强大的统治机器的重压，到处是万能的警察网，不绝于耳的皇民化叫嚣，强制执行的宗教、文化压迫，每日不停地向台湾人民施加着强大的压力。动荡的年代、被扭曲的人格，在台湾社会肌体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抵制皇民化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第七部分抵制与伤痕（3）
首先我们来看从特别志愿兵制到征兵制期间的一些情形。1942年4月，陆军特别志愿兵第一回募集开始，“岛内及岛外各地在留籍民如潮涌至”，应募者426000余人，1943年应募总数突破60万。1943年7月，海军特别会议志愿兵开始募集，“尽管附带各种条件，应募者数尚达三十一万六千余名”，从中选出的应募者，在日本教官的训练下，“磨炼无愧作为皇军一员的资格”。在这些应募者当中，大部分是认为既然逃不过充当军夫的命运，倒不如作为正式军人会境遇好些，或其他种种原因而报名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属于这种情况，曾经到台湾的日本陆军航空队士兵富泽繁指出：“当时，由于台湾青少年进入公学校后受到彻底的日本教育，有人对实施志愿兵制度表示高兴，这也是事实，精神上完全日本化的这些人，踊跃应募。”另据一赖氏回忆，他当时（1943年）就是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少年飞行志愿兵的。富泽繁：《台湾终战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4，第46页。当上所谓的皇军，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鼓噪下，被说成是“岛民的最高荣誉”，是青年至高无上的光荣，在早期还曾是台湾人不能享受的崇高待遇。当时甚至出现了使人为之炫目的血书现象，如有一份血书就是这样写的：“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68页。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皇民化运动对日据下受日本教育成长的一部分台湾青少年的毒害和影响。
再看所谓的高砂义勇队。自从1942年3月第一次高砂义勇队被派到菲律宾后，他们的活动就得到了日本军方的“绝大赞赏”，菲律宾派遣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和奈良部队长，对高砂挺身报国队、高砂义勇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台湾事情》昭和19，第146页。日本殖民者大肆鼓吹：“高砂青年至高无上的荣誉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帝国军人。被选入义勇队，与皇军将士一起战斗，是他们的无上光荣。”戴国：《台湾与台湾人》，研文堂，东京，1980，第218页。所谓的参战决心书、血书也是充斥耳目。在高砂义勇队中，台湾原住民处于被裹胁的地位，被迫参加者占大多数，但也有个别人是作为皇民化青年而报名的，轰动一时的中村辉夫事件就是一个例证。1943年被派到印度尼西亚作战的原住民青年史尼育唔（当时改换了日式姓名中村辉夫），不知日本战败消息，独自为日军守卫阵地长达31年之久，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淳朴善良的台湾原住民就这样成为皇民化运动及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此外，勤行报国青年队组织，被日本殖民者称为皇民化运动中“最成功的典范”。他们将各地青年集中进行兵营式训练，从事各种“效力”活动，毕业后使之挺身于乡村皇民化运动，以率先响应志愿兵募集，并作为劳务奉公团小队长或班长，派往南洋和华南地区。周金波在他的《志愿兵》小说中，便描写过勤行报国队员高进六，此人公学校毕业，改日式姓名高峰进六。针对留日学生张明贵的疑问，他反驳说：“这是你的认识不足，拍手是让神引导，接近神，——祭政一致不正是皇道政治的根源吗？我们（勤行报国青年队员）队员通过拍手敬神，努力接触大和心、体验大和心，这种体验对本岛青年来说是盼都盼不到的可贵体验。”王育德：《台湾》，弘文堂，东京，昭和39，第134页。
再看光复后“二二八事件”中的一些情形。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斗争，其主要矛头针对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贪官污吏，是进步的人民民主运动。但是，在运动中曾经一度出现过乱打外省人的现象，提出过一些过激的口号，而制造事端的人，正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受皇民化毒害较深者，主要是皇民奉公会、勤行报国青年队、青少年团的骨干分子和一些战后从海南岛、南洋各地返台的日军台籍官兵。杨亮功、何汉文称：“原在日军服役之台籍青年军人，以自海南岛及南洋各地遣送回省者最多，人数约为十万人。此等人因受日人之熏陶甚久，为日本军阀之鹰犬（在海南岛时无恶不作，故投降时海南岛同胞不免有乘机加以惩戒者）。渠等返台以后，大都无正当职业，流浪各地，恢复其流氓生活。对于国人，深怀仇恨，一旦有事，乃首先参加，在事变中殴打外省人，捣毁或抢劫外省人财物，亦最为积极。”此番言论不免有夸大之处，但这一现象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杨亮功等：《台湾现状报告书》，《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第555～556页。他们利用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情绪，挑拨台湾人民与祖国的关系，鼓吹“皇军比中央军好”、“总督比长官好”、“皇军顶多在十年后再回台湾”等等。这些人虽然人数很少，他们的活动在“二二八事件”中属于支流，但却在台湾社会造成很大的动乱，给台湾人民的民主斗争抹上了污点。
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如实地指出台湾皇民化运动中出现过某些受害者，并不影响我们对广大台湾人民在抵制皇民化运动、保持祖国传统文化上体现出伟大的爱国精神这一总的评价。何况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不免会出现一些渣滓。当时的祖国大陆，不也曾出现过甘为侵略者走狗的汉奸吗？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中受到皇民化的影响较深，且在日本殖民统治架构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往往念念不忘日本人的好处，心底深处的媚日、亲日情结时时沉渣泛起，成为台湾社会的逆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我们看到的是，在沉默多年的台湾民众中，心底激荡的是对祖国的向心力。有人调查过在日据时期基层组织任职的人物，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还是一面敷衍日本人，一方面替台湾人办事，在战争年代还有不少人“暗地里只有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