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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司衙门的后衙，徐平拜了茶，问贾昌龄：“提刑，本是说耽搁一天，怎么最后耽误这么多日子？你看，几个大州的知州都已经回转了，你才到城里。”
贾昌龄叹了口气：“快不要说了，待在官廨里不出来也没有事情，一到地方，便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案子。父老百姓拦着，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一边说着，贾昌龄一边连连摇头。
这次到洛阳来，他是与知州赵贺一起从邓州出发的。结果因为有案子纠缠，被赵贺落下得越来越远，最后他到了洛阳，赵贺都已经离开了。
因为现在的提点刑狱不带劝农使，什么修河之类的事情与贾昌龄无关，他也并不怎么关心。之所以一定要到洛阳城来，是因为徐平新官上任，几司的长官总要碰一下面。
转运使司和提点刑狱司都有对地方官吏的监察权，都可以称为宪司，这是与安抚使司最大的不同。宪司的主官每年都要巡遍治下各州县，以京西路之大，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必须要合理分工。徐平除了要接下前任王雍没巡视到的地方，还要跟贾昌龄商量好下年两司分别巡视的地方，两人加起来把京西路的各州走遍才算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宪司主官又要求在任内治下的各州都要走到，所以每年分的州县是不同的，必须商量。
说会闲话，徐平问贾昌龄：“怎么会有这么多案子？我也在地方多年，很少见这种情况啊。难道，京西的百姓也喜讼？”
贾昌龄摇头：“不是，京西百姓算是顺民了。说起善讼，都漕什么时候到江南两路去为官，那才知道什么叫案子多。京西路位于天下之中，百姓大多温和。这一次出来之所以碰到的案子多，还是因为闰年。”
“哦，此话怎讲？”
“不是编闰年录吗，各地重分户等，就为了这件事情，各地诉讼到现在还没平息。”
徐平点点头，户等直接关系到平民百姓的税赋差役负担，每到闰年，民间各种花招百出。为了降一户等，违法犯科的有之，闹出人间惨剧的有之，确实比往年乱。
贾昌龄道：“我从邓州来，都漕知道，那一带的牛多，农户没牛，便就种不成田。牛价不便宜，便就有大户人家，与人虚立文契，把牛假卖给贫苦人家，以立文契。结果等到闰年录编过，户等定了下来，便就有人家把虚契作为实契，不还牛了，这种官司太多！”
牛也是要折价算入资产，计入户等之内的，所以在京西路，很少有人家专门养牛，都是从荆湖路大批量买来。这里的人只养能够役用的成年牛，小牛是很少养的。荆湖两路因为还没有开发，有大片的草地，那里的人家都是把牛放出去，等到要卖的时候再到野间去抓，没有户等的问题。再加上有大量蛮族，他们也不按律法入户等。
邓州离荆湖路不远，那里贩来的牛也多，甚至有专门养牛租给别人的。每到闰年，关系到的牛的官司层出不穷。（未完待续。。）
第32章 五等户制
徐平叹了口气：“牛如此，还有河南府附近的桑田也是如此。最近州县来的文状，说是不少地方因为桑树入户等，民户伐桑种田，粮丝两失。”
各路甚至各州对户等的标准不一，同样的家产，在开封府可能就是下户，享受免差役的待遇，到了京西路可能就成了中户，河东路就成上户了。反正差役就是那么多，官府是无论如何也要分下去的，承担差役的上户和中户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
感叹了一会，坐在一边的李参突然道：“真要说起来，牛入户等确实不对。既然农具已经免了税算，为什么耕田的牛不可以不入户等？这应该是劝课家桑啊。”
“不独是牛，还有马、驴、骡、驼等各种役畜，入户等都是不利的。这些日子我也在想，一些物产，是不适合算进户等资产里去。乘着这两天有空，不如我们商量一下，哪些应该在算户等的时候单独出来。物产还是要计，只是算户等的时候不计入。”
徐平说着，看了看在座的几位。大州的知州都已经回去了，徐平留下了几位通判和汝州、蔡州和唐州的知州，要商量后续的营田事宜及三司铺子的事务。大臣任知州，一般都不会敢这些杂事，他们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处。
天下的赋税差役，与户等息息相关，这是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新局面，不但与以前不同，实际上也与宋后不同。两宋不抑制土地兼并，甚至有的地方鼓励土地兼并，都与这一政策有关。只有中上户的数量多了，地方政府才能征收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下户和客户再多，那也是游离于官方财政之外的。
两税是按土地征收，是属于朝廷的，由三司统一掌管。但还有额外的支移和折变，地方不同，数额不同，就与地方有关了。支移和折变的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实际上是落在上户和中户身上。再加上种科配时估，大多都是采用的相同原则。
所以地方上热心于土地兼并，上户越多，就越是增强了地方官府的权利。但对于百姓来说，则千方百计地降低自己的户等，差一户等承担的官方义务就有巨大差别。所以富户们到了临界点，不买地，不养牛羊，甚至不种桑树，有的还故意不盖大房。
乡村户分五等，一般来说，一等和二等是地主，财产多寡不同。三等户位于中间，既有地主也有富裕的自耕农，四等和五等户就是贫穷的农民了。这五等户都是在地方上有资产的，为主户。再之下，一无所有的雇农则为客户，不计入五等户之内。当然，官方统计地方户口，主户和客户分列，但说到地方人户，则就是两者相加了。
租庸调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百姓的资产征税，针对耕地的两税，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资产越多，官府征收的税越重。这资产并不仅仅包括占有的耕地，还包括住的房屋、墓地、水渠、渡口以及磨房等等各种资产，各地有细微差别。甚至住的房屋，有的地方会细算到有几根梁、多高多大、用了多少瓦等等，相当繁杂细密。
显而易见，实行五等户制官方是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的，土地越是集中，越是利于官方征税赋安排差役。上等户越多，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能力越强。这一点，与宋之后的土地兼并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五等户制是在制度上消除民间的贫富差别，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府会尽力扩大贫富差别。没有五等户制，只实行两税，制度上会鼓励贫富差别，官方在原则上则抑制土地的兼并，尽力保证减小贫富差别。理论上说，穷人越多，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力越强，在具体施政上当然会尽力保证有更多的小农。
事实证明，官僚的节操和施政能力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级数，任何时期制度导向的影响力都是远远超出官府的实际操作能力的。两宋民间对土地一直不热衷，到了最后的岁月，甚至把天下的耕地全部收归官有，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便就是有五等户制在上面压着，平民百姓并没有疯狂聚敛资产的劲头。
徐平前世史学得一般，对这一时期的五等户制一无所知。到了这个世界，自己家在白沙镇是第一等的大户，父亲徐正到处使钱推脱一等户该承担的差役，如里正和衙前，这才有个初步的认识。后来中进士做官，到了地方才算了解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但邕州地处边陲，又是蛮族地区，认识得还是不够深刻。
直到进了三司，真正掌管财政，才算是对五等户制有了清醒认识。总的来说，租庸调制、五等户制和纯粹的两税制，对民间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论之。
徐平作为京西路的转运使，有权在本路对五等户的标准进行微调，他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利用划分标准，促使民间资本向自己希望的地方集中，而不要沉淀下来成为无用资本。
牛和农具便就是一个例子，把牛和农具计入户等资产里，农户便就没有养牛买农具的积极性，用到的时候候宁愿去租。这也是地方州县有大量官牛和农具的基础，不愁租不出去，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部分资产，推行一些特定的政策。
哪些不计入户等资产，哪些减少占的权重，哪些要加重权重，可以从制度上调节民间资本的流向。比如牛计入，而驴不计入，则民户肯定会多养牛而少养驴，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可以据此类推。这种效果，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