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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和民有根本的区别，不是你塞给他一把刀百姓就变成军人了。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不是作战技能，不是敢不敢见血杀人，而是几乎成为本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用这个年代的话讲就是明部伍知约束。随便拉壮丁补充员额的必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部队，新兵入军的最开始一段时间经历什么，大致就反映了这支军队的面貌。
徐平把这些讲给韩琦听，韩琦想了想道：“经略此话实有道理，不过，要与番贼比这些只怕本朝不占上风。据我所知，番贼之军本于部族，酋长就是大小首领，自小教习，上动一指下即知其意。而且他们兵法又酷，据说番贼用饭，皆要举手掩口才敢食，生怕上位者见到开口以为他们有话要说。而且他们日常放牧，弓马娴熟，闲时狩猎，配合又精，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原人所能比的。要跟番人比纪律整肃，奋勇敢战，非啖之以厚利，刑之以酷法不可！出京之前，朝中诸公无不如此以为，琦以为所言甚是！”
徐平看着韩琦，好一会才笑了笑：“道理不辨不明，话不跟你讲透了，看来你对军中事还是只知皮毛，将来带兵是难事。番人游牧，弓马娴熟，又如何？两阵交锋，可不只是弓马对射，还要一刀一枪去砍去刺。刀枪砍刺，便如中原人挥镰刀、使锄头，怎么不听人说汉人地种得好，所以善使刀枪呢？他们狩猎的时候配合精妙，我们汉人种地收割，一样有薅鼓田漏，千百人一起向前，便如军阵一般，又差在哪里？我跟你说，这世间，只要锄头挥得好，泰山一样挖得倒！你讲这些，说汉人打仗不如番人，没有半分依据。只不过几百年来，汉人被番胡欺负得苦了，一直打他们不过，找这些借口安慰自己而已。至于番胡军法酷烈，那是因为他们是各部族强行捏合在一起，不得不如此罢了。军法之严，与刑罚之酷，没有半分关联。古人说得明白，乱世才需用重典，太平时便当宽刑以恤民，这话放到军中来，便就是战时执法要严，平时还是宽恤为主。我军中讲忠恕之道，便就是涉及到军事，如训练、行军、作战，军法一定要严，而在日常，则主讲仁恕。对军事严谨，一丝不苟，军事之外的日常则宽松活泼，一宽一严，一松一驰才谓之道。”
韩琦张了张嘴，终于还是没有说什么，又把嘴闭上了。徐平的那一句几百年来被番胡欺负得苦了，才编出这些借口来安慰自己，让韩琦无话可说。
真正讲起来，骑射还是有优势的，虽然无法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正面相对大多无法撼动步兵军阵，但机动的优势太大了。但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优势对比，还远不足以抵消国力的差距，宋军打不过别人，跟日常生产习惯的不同关系很小。
你不能说游牧民族平时骑马所以打仗的时候有优势，这一点成立，汉人平时挥锄头舞镰刀也同样是优势，优势还更大。真正的原因还是农耕民族军事文化的断层，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再到大宋立国，按照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去想问题已经成了主流，此时的文人论兵就是从这种军事文化基础上来的，自然是南辕北辙。
第140章 宽严并用
文明人总是想得多，当文明毁于野蛮，便会有人不厌其烦地向别人灌输，失败不是因为战争没打好，而是从文化根子上就错了。之所以被野蛮的族群打败，是因为文明不适于战争，不只是你们的文化不适于战争，就连你们的人种都不适于战争。总而言之，要想在野蛮人的进攻面前站住脚，就要改变自己的文化，甚至置换自己的人种。
于是，一个早已达到高度文明程度的族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中原王朝因为内乱被游牧民族乘虚而入，此后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双方冲突中实际上依然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占上风，但无论在当时人，还是后人的印象中，却都认为中原孱弱不堪战。特别是从中晚唐后，尤其如此。说一千道一万，这种认识是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成了中原王朝的主流，把曾经的军事文化替代后出现的。与军事制度的断层相比，这种军事文化的改变影响更加大，扭转也更加困难。
学习是非常难的事情，胡服骑射使赵国变得强大，是因为学了胡服骑射的赵国还是那个中原的赵国，而没有变成胡族的赵国。学习是要本于自己，吸收学人好的东西来加强自己的弱点，而不是跪在地上仰望以为自己不如人，把什么都抄过来。但话是好说，当你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别人还要你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战斗，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个时候有个聪明人来告诉你，不用站起来了，你只要以后一直在地上爬着走路，岂不是好？又有多少人能够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聪明人。
徐平的军改在秦州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那是因为对于军人来说，新的军制下他们过得无论如何也比以前好得多。权力被剥夺一部分的统兵官，大多是从其他地方新补来，又在短时间获得大量战功，飞速升迁，自然一切都好。但到韩琦这些聪明人这里，便觉得一切都跟以前的认识格格不入，自然是看哪里都不顺眼。
见韩琦有些迷茫，还有些不安，徐平也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本是抱着万丈雄心来到西北，要建功立业的，结果到了徐平这里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颠覆了他以前的认识，能够安然接受才是奇怪的事情。没了这份坚持，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他的名字。
站起身来，徐平对身边的几人道：“天时还早，我们到军营中看一看吧，韩经略在秦州也不能久留。练兵带兵，说到底还是为了打胜仗，不能打赢一切成空。我们看一看，这些整训出来的新兵，到底是不是按着能打仗来练的。”
韩琦点了点头，默默地站起身来，没有说话。对啊，再是说得天花乱坠，带兵终究是为了打仗的，战场上打不赢，说得再好也没有用处。最近的两场胜仗，徐平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带的军队能打，你看不惯又能如何？这样持续下去，如果还是徐平这里连战连胜，禁军一无是处，韩琦就是不理解，也要跟着秦州军一样进行军改。
新兵的军营并不在定西城里，城中是整训好的正规军驻扎的地方，新兵都在城西和城北的谷道之中。这些新兵有时候会配属到鲁芳的桥道厢军之中，协助架桥铺路，甚至整治农田、开渠引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游牧民族的狩猎活动一样，开渠、修路等大工程是农耕民族在生产中培养和展现军事能力的时候。这些活动中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对生过程中的复杂管理和后勤保障的考验，与军事活动相比不遑多让。
生产方式的不同对于军事文化和军事制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军事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离开了这一点，便就如鱼儿离开了水，怎么样都是半死不活。徐平的军事改革，根本上还是扎根于农耕文化之上的，便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般，把骑兵引进来作为补充，成为这个体系一部分。这是中原军事文化的根本，高度强调组织与配合，强调纪律性，强调个人要服从整体。人心齐，泰山移，把所有的人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对抗天灾**。
出了定西城西门，一路西行，过了五六里路，山谷开阔起来，便就是大片的军营。这是半永久性的设施，不使用帐篷，而是简易的草房。川蜀来的新兵在帐篷中住不惯，没有必要勉强他们，只要能够适用必要时候行军的节奏，不必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进军营，韩琦便就看见路边揭着大榜，依然是徐平军营的风格，上写六个大字：敢战、能战、善战。另一边是另一幅榜，写的是：军事上严遵军令，一丝不苟；军事外放松快活，军营不是牢房。再走几步，又是一幅大榜：一切刑罚断于军法司，统兵官不可行私刑，大杖小杖一律不许。
韩琦看着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在其他各军都在严阶级法的时候，徐平这里连统兵官施杖刑的权力都剥夺了，要知道其他地方把兵士打死了也无人过问。统兵官没的了刑罚的权力，还怎么带兵？孝子尤要从棍棒下出，更何况是军中士卒呢。
与韩琦并排的王凯看见他的表情，低声道：“经略，军中士卒也一样是父母生养，弃家从军已是不易，要让他们安心军营，是要在这里过得趁心如意才好。”
韩琦犹豫一下，还是道：“这如何能够一样？他们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