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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不动声色，问道：“除了地和人，还有哪些呢？”
张载掰着指头慢慢算着道：“还要有牛，没有牛，全靠人力，耕不了多少田地。除了牛之外，犁、耙、耧，也都不可缺少。还有”
徐平笑着摆了摆手：“且住，看来这一年，你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秀才，要想五谷丰登，民富国强，单单讲田地是不够的。没有人稼穑，地里长出来的只能是杂草。但是到了现在，只是有人也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牛来耕来种，还要有水渠水车提水灌溉，还要有锄头来去地里的杂草，还要有车来把收割的庄稼运到家里来，还要有碾子把谷变作米。凡此种种，都是种地不可或缺的东西。你只讲平均田地，那这些怎么办？牛要怎么养？其他犁、耙、耧之类要怎么办？水渠怎么开？浇地用水怎么分？想过没有？”
“学生倒也想过。以井田平均田土，让耕者有其田是一，还要寓军令于内政，设田官来管理井田。士不必别选，皆此土之民也，遇有战事不需别置将，皆此土之吏也。人言井田之制之难行也，必曰天下之田非无主之物，若要收田地入县官，则多有田地之家难免心怀不满。学生不这样认为，只要使田地多的人家，井田之制也让其富贵如初，他们又怎么心中不满呢？便如古之封建，广有田地的人家，可以让他们做田官，别选公田给他，此田收的税赋便作他们的俸禄，以代替原有的地租。则不费国家的一钱一米，天下之土皆有民耕种，天下之民皆有田官去管。候一二十年，则地价已由公田之税充抵，田官再择贤而任即可。如此一来，井田之行天下得利，人人欢悦。”
徐平摇了摇头，笑着没有说话。
不管是李觏，还是张载，提倡井田制平均田地实际是其次，核心还是在那个寓军令于内政上。在徐平行新政之前，国用缺乏困在养兵上，而耗尽国力养兵数十万，却徒耗粮食对外不能战，这是大宋从上到下的一块心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埋首编兵书的有，如张载这样从故纸堆中找解决办法，复古改用征兵制甚至兵民合一的也有。
头痛非要去医脚，牙痛非要把腿锯了，看起来有些荒唐，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大宋是脱胎于五代军阀政权，在军制和国事上天然有残缺，皇帝对皇位稳固的心理依赖在军队上面。废掉了藩镇割据算是去了皇帝的一块心病，但要把军事交到政治的下面，让政事堂同时抓起政治和军事，他们又不愿意。因为这样一来，宰相的权力太大，皇权受挤压。
以文制武也罢，文人掌兵也罢，其实都是从军事与政治相分离带来的。文人掌兵并不直接管理军队，而是通过武将来管理的，而武将带兵与政治是完全分割的。你就是杀一千个一百个武将，也改变不了军队的根本制度，这还是一支跟政治分离的军阀部队。
如果说作用，那就是成功离间了武将跟文官。一打了败仗，文官说武将没用，武将说文官瞎指挥，总之就是自己没责任。从武将不许干政起，大宋的武将就对文官充满了不信任，不管是不是自己错了，只要有处罚就是文官打压武将。
军队打了败仗，谁的责任？当然首先是军队的责任，如果连这一点都否认，那就是胡闹了。但在徐平前世，也不知道从哪里传起来的，军队不能打不怪武将，是因为朝廷里文官当政，只要让武将当政，军阀当家，自然就能打了。实际上历史的事实是，军阀统治别说是建立盛世，就连统一国家也没有做到过。军政一体的秦国，也一样是文官当政。
文官当政，武将管军，是正常的国家制度，军队不能打的原因不在这里，还是应该从军队本身去找原因。募兵制本身没有问题，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正常的发展规律。但事情最怕走极端，从募兵制走向雇佣军制，让军队彻底跟政治隔离开来，就有问题了。
大宋的皇位心理依赖在军队，就越来越走向雇佣军制，病态地强调对皇帝的忠诚，国家责任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了。军制有不足，根子还是在国家本来的军阀制的母体上。
这个年代的人，从多个方面发现了这个矛盾，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只能从既往的经验中来找办法，复古的征兵制、井田制便就被提出来。不管怎么说，在实行这些制度时，中原王朝对周边一直是保持着碾压态势的。
第60章 致太平（二）
见徐平不说话，张载不免有些心虚，问道：“敢是学生说得哪里不当？节帅指教！”
徐平道：“我刚才问你，要想从地里种出粮食来，除了人和地之外，还有哪些。就是想告诉你，土地问题的核心是粮食，而不是地。为什么大家的眼光都放在地上面？因为对粮食来说最重要的是地，但到今天，只想着平均田地是不够的。要想让民间衣食无缺，就不要只把眼光放在地上。而是应该把土地下种，收获粮谷，从头到尾，有哪些物事相关都一一条列出来，仔细分析，才能理出个头绪。把田地平均是不是有利，就要根据这理出的头绪来讲，最后看是不是能产出更多的粮食。所以说，单单讲井田制是不够的。”
讲农业生产，自然离不了分析农业生产的要素。农业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人力、各种农具和畜力以及土地。李觏比前人认识得更深的一点，就是把人力和土地同时重视，但其他要素还是忽略了。张载的井田制思路是来源于李觏，自然也就继承了李觏思想的优点和缺点。
晚唐五代离乱，人口损失极多，一直到这个年代，即使中原地区也面临人力不足，很多田地荒芜。土地现在并不是农业生产要素中最尖锐的矛盾所在，实际上历史上两宋的地价一直不高，地价和租税的比例远不能跟明清时代比。这最直观地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耕地矛盾在宋朝远不如后来明清时期尖锐。
在耕地矛盾并不那么尖锐的情况下，宋朝讲平土、均田、井田的学者和著作又远不是后来明清时期相比的，这跟学术氛围有关。宋朝儒学再兴，又以尊孟为主流，而讲究民为本的孟子对土地的态度就是耕者有其田，实行井田制。在托古改制的思潮中，平均田地便就被一再拿出来作为治国良方。
平均田地能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徐平也没有答案。要想得出结论，必须针对农业生产的要素综合分析，什么样的生产规模，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能有最高的效率。但根本的一点，这个年代肯定还是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主，才能获得最高收益。
这个结论不是没有来由，徐平前世工作的关系，看过对于生产要素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分析论文。一直到九十年代，在以稻米生产为主的地区，综合分析之后，粮食产量的最高值应该是一家一户生产，每户种植三十多亩的样子。当然粮食产量最高，不一定是经济效益最高，两者并不重合。提倡以大企业为主的规模化经营，是从经济效益上来讲的，并不是从生产更多的粮食上来讲的。实际上在徐平前世，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即使是欧洲东亚的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主流也是以户为单位的小农场。
把土地平均分配下去，能不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科学的回答就是不一定。土地只是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必须综合起来分析，还要考虑到生产要素之间的交叉影响。比如平分土地，每户规模太小的话，必然就会影响牛、马等大牲畜的养殖，就会影响水利建议。而规模太大的话，又会造成粗放经营，地力浪费。
抬头看着天空，徐平对张载道：“秀才，人生天地之间，天如父，地如母，我们只是这天地中间的一个孩子。孩子难免有时候孩子气，想通了一个道理，便就以为发现了天地至理，世间只要按着自己想的这天地至理去做，便就五谷丰登，上下和睦，天下太平。实际上这至理可能在天地眼里，只是一个笑话而己。天道虽有常，而世事却无常，天地间哪有亘古不变的治国安民的法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当然，这样做起来太过麻烦，不如灵机一动想出个长治久之计来得痛快。但你想一想，真有这样痛快的法子传下来？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做事情就要勤动脑子，多动手，一点一点踏踏实实去做，才能真地为国为民做出些业绩来。”
张载是经学家，虽然在经学家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