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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以后要把林子轩的名字写进苏联的理论文件之中么？
按照约定，林子轩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了克里姆林宫，经由卫兵带领，来到一间办公室。
几位苏联马克思理论研究家和林子轩见面，双方交谈起来。
苏联人感兴趣的是林子轩是怎么想的，来之前林子轩就想好了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苏联的革命怀有憧憬，才有了这次的苏联之行，但来到苏联后却发现苏联国内贫困状况严重。我觉得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你们要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由国情决定，我就是这么一提。是否采用由你们决定。”
经过一番询问，这些苏联理论家了解了林子轩的确是突发奇想，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有过深刻的研究。
其实。林子轩在后世学过政治课，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但有些话题不能说。
这时候，一位苏联人从外边走了进来。其他人都站起来敬礼，喊着口号。
林子轩也站了起来，身边的翻译告诉他来人是列夫托洛茨基同志，苏联最高领导人之一。
这两天，林子轩大致了解了苏联国内的局势。
这位托洛茨基同志是斯大林最大的竞争对手，此人是十月革命真正的发起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是极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是和列宁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物。
在苏联，大会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托洛茨基是一位革命理论家，他过来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他对林子轩说的先发展农业再发展工业的论断颇有兴趣，事实上，他正在批判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斯大林在1925年提出苏联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重点发展重工业。
他和林子轩交流了一会，发现这个中国人和他的观点不同，就失去了兴趣，匆匆离开了。
托洛茨基认为应该实行农业集体化，土地收归国有，林子轩则坚持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虽然意见不一致，林子轩倒是因此想到一种假设。
如果托洛茨基打败斯大林，成为苏联的统治者，苏联将来的走向会如何？
这是一个很好的架空题材的历史小说。
托洛茨基曾经有机会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却错失良机。
1925年之前左翼反对派有人提出武装推翻斯大林集团、将之关禁闭，但遭到托洛茨基的反对，他当时把斯大林当做同志，想将斗争置于可控的范围内。
但斯大林对他毫不留情。
1928年，斗争失败的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驱逐出国。
他出国时随身携带了30箱的档案和书籍，这些资料给斯大林带来无穷烦恼，因为其中有不少对斯大林不利的资料。
在国外，托洛茨基没有放弃斗争。
他用大量证据揭露斯大林的御用文人对历史的篡改与伪造。
并撰文批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及其所作所为，如《被背叛的革命》和《斯大林评传》。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遭到暗杀身亡。
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置托洛茨基于死地而后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托洛茨基揭露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打破了斯大林一贯正确的神话。
林子轩走出克里姆林宫，回头望着这个苏联权利的中心。
即便托洛茨基掌握了苏联的大权，这个国家恐怕仍旧会走上相同的道路，这段时期的苏联需要一位铁血而粗暴的统治者。
林子轩只是一个观光客，他无意改变，也很难改变苏联的历史。（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五章 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林子轩最终还是决定见一见扎米亚京。
反正他以后不会来苏联了，也不依靠苏联的救济金生活，没必要顾虑太多，想的越多越办不成事，有时候就是自己吓自己。
难道苏联当局会因为他见了一位颠覆分子就把他关押起来么？
这显然不可能，他是外国人，会升级为外交事件，把事情闹大。
而且，他想取得扎米亚京作品中文版的授权，让扎米亚京的小说在中国出版。
扎米亚京能成为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著名作家，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小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此时的扎米亚京并没有停止写作，而是继续创作。
虽然遭受迫害，却也有极少的出版社支持他，试图出版他的书籍。
但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失败，任何想要发表他作品的出版社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的书籍在学校图书馆被严禁外借。
他是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的编委会成员，这家出版社冒着风险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他依靠在出版社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做校对工作获得微薄的收入。
其实，他只要认真检讨，承认错误，再写几部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小说，以他在苏联文学界的地位，想要重回巅峰并不是难事。
不过，他是一个“凭良心又不按命令写作”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林子轩带着蒋京国来到扎米亚京的住处，他是以上海万象书局的名义前来。想和扎米亚京谈谈中文出版的问题。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类似，扎米亚京的生活颇为潦倒。
他四十多岁。和妻子住在一间不太宽敞的房间里，家里陈设简单。身上衣衫破旧。
扎米亚京曾经在英国生活过，还用英文写过小说，在交流上没有问题。
刚开始他极为警惕，声称自己没有在国外出版小说的打算，直到林子轩说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后才让他放松下来。
只是，他还是不知道林子轩是谁，写过什么作品。
林子轩的小说和报道不可能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除非是苏联需要批判林子轩的时候才会大篇幅的报道他。
扎米亚京觉得林子轩说的不像是假话，或许认为政府不至于用一个中国人来诱骗他。
接下来的交流轻松不少。
他不承认《我们》这部小说是讽刺苏联当局。他想表达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苏联虽然有着诸多问题，却还没有到那种抹杀一切个性的地步。
扎米亚京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公鸡有个坏习惯，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别的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这让公鸡的主人很尴尬，于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只公鸡的头。
“我就是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他自嘲的说道。“我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太早了。”
但扎米亚京并不后悔。
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写小说揭露苏联当前存在的弊端，是因为他爱这个国家，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作家的责任。
那些只知道赞美的作家不是为了国家好，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正如德国作家格拉斯所说：作家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扎米亚京对林子轩想要出版他的小说没有意见，很痛快的写了授权书。他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在中国会受欢迎。
通过苏联的报纸，他看到中国和苏联一样都处在一场大革命之中。
他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知道在那种狂热的氛围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既然你在苏联受到不公正待遇，你想过离开这个国家么？”最后。林子轩询问道。
“我想还可以等待下去。”沉默片刻，扎米亚京如此回答道。
他在等待国内形势的好转，等待被理解的那一天。
他没有拒绝林子轩留下的卢布，作为中文版书籍的稿费，他需要金钱来改善生活，可以到黑市上购买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扎米亚京并没有等待多久。
1931年，在国内走投无路的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申请被驱逐出苏联。
在这封信的开头他自称是“一个被判处极刑的人”，他诉说了自己在国内的遭遇，处在被全面封杀的状态，被人恶意的攻击和抹黑，甚至是妖魔化。
在信件的结尾处，他说：“我申请和妻子一同出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走投无路，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被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