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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东方人的传统服装。
这或许就是他和这个时代融合的结果。
这位西方记者来之前做了不少功课。也知道美国读者对什么感兴趣。
他重点询问的是林子轩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以及创作出《乱世佳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起因和灵感。
这些事情以前的美国媒体有过报道。林子轩只是重新回答了一遍。
主要说了他和赛珍珠在庐山度假的时候一起写作《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事情。
这是记者感兴趣的话题，中国人和美国人共同创作一部小说。实在是非常奇妙。
当然，西方记者也询问了林子轩的其他事情，包括林子轩成长的环境，在中国的成就，以及在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地位。
毕竟，他要向美国读者介绍一个全面的林子轩，要有深度和广度，才能显得专业。
这一问，让他颇为惊讶。
林子轩在中国文学界的身份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中国新诗的领军人物，同时他还是中国通俗文学的大师，写的一种叫做武侠的小说在中国非常的畅销。
他还是一位戏剧家，写了《雷雨》和《日出》这类在中国常演不衰的经典戏剧。
他还写过类似《边城》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小说。
甚至，他还是文学研究家，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上成为中国的第一人。
这不是林子轩自吹自擂，而是客观的叙述，他想把中国的新文学展现给西方媒体。
他正在运作一套新文学丛书，这套丛书能够展现新文学发展的实绩。这不是在中国出版，而是翻译之后在美国出版。
他打算向西方文学界推介中国的文学。
这套丛书第一阶段以小说为主，包括鲁讯的小说集《呐喊》、郁达浮的小说集《沉沦》、冰欣的小说集《超人》和林子轩的《边城》，还有话剧剧本《雷雨》和《日出》。
他知道就算是在美国出版。销量也不会很好，但这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林子轩借用自己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推广中国的文学，这是他的责任。
他虽然和鲁讯在文学观点上有不同。但他认为鲁讯的小说是这个时代新文学的代表，郁达浮则代表新文学的另一种类型。冰欣是中国女性文学的领军人物。
包括他自己，这应该是这一阶段新文学在小说方面取得的成绩。
所以。他才在《时代周刊》的记者面前全方位的介绍了新文学的发展。
然而，这位记者对此兴趣不大，只是装作认真的模样，《时代周刊》是新闻杂志，他以前都是采访政要人物，对文学不怎么了解，更别说是中国文学。
在美国，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关注中国文学。
如果不是林子轩写出了《乱世佳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畅销小说，也不会引起《时代周刊》的关注。
西方记者更为关注林子轩取得的成绩，这是他报道的重点。
林子轩旗下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版多种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杂志。
还有一家中国最大的电影公司，甚至还创建了唱片公司和广播电台。
他还是中国文学团体“新月社”的创始人，以及上海银行业的一员。
这位西方记者在林子轩的带领下参观了林子轩旗下的各种产业，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传媒帝国的雏形。
一年前，《纽约时报》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林子轩，认为他是中国的传媒大亨。
这位记者也看到了，他觉得太过夸张了。
但现在，他认为那篇报道没有虚构，林子轩或许暂时还没有办法和西方的传媒大亨相比，可他正走在成为传媒大亨的路上。
《时代周刊》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林子轩的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有着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具有的开放思想，能够接纳，甚至提出新的观点。
在某些方面，他比西方人更为开放，想的更远。
这位记者越和林子轩接触，越发现新鲜的东西，他觉得这位东方人就像是一个迷。
可能是林子轩第一次进行这么正式的采访，想要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不能让西方记者认为中国人的思想都那么古板，就说了一些大胆的设想。
没想到给这位西方记者造成了困扰。
总得来说，双方交流的还算愉快，《时代杂志》的摄像师还给林子轩拍了一张全家福。
也就是林子轩和冯程程的照片，包括他们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这张照片不会刊登在封面上，而是会放到杂志里面的采访内容之中。
照片中，林子轩穿着长衫，站在后面，冯程程穿着一套林子轩设计的孕妇装，把双手放在略显凸起的腹部，依靠在林子轩的身上。
两人对着摄像机微笑，一脸幸福的模样。（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章 握手
三天的采访结束，《时代周刊》的记者并没有离开上海。
他知道印度诗人泰戈尔即将来到上海，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两个古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在西方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对于西方媒体来说，这是一件很有新闻价值的文化事件。
而且，到时候，林子轩会和泰戈尔会面，两位远东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坛领袖见面一定很有意义，可以作为趣闻放到他的采访内容里面。
于是，这位记者决定见证了这个时刻之后，再到北平采访吴佩浮。
他要拍摄两人握手的照片，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两位文化领袖的握手”。
泰戈尔已经六十多岁了，林子轩不过才二十四岁，这种年龄上的强烈对比应该很有意思，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承。
从一张照片中能够解读出很多的意味，这正是一条好新闻的价值所在。
《时代周刊》的记者认为林子轩年轻，前途不可限量，只要保持这样的文学创作热情，他对于将来林子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太过惊讶。
因为林子轩了解西方社会，知道西方读者喜欢什么。
不过这位记者对中国文化界对于泰戈尔的态度极为不解，他在上海阅读的英文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争议性的文章，中国文化界似乎不怎么欢迎那位印度诗人。
林子轩只好解释说那只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不代表整个中国文化界。
他一直避免西方记者对此进行深入的了解，他在采访中提到了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的新文学。却没有提到新文学正处在分裂的关口。
他也没有提到泰戈尔的来访在中国文化界造成的混乱，这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
随着泰戈尔访问中国日期的临近。报纸上攻击泰戈尔的文章越来越多。
相对应的，以梁启朝和徐至摩为代表的学者不遗余力的鼓吹泰戈尔，正在将泰戈尔神化。
双方可谓是旗鼓相当，阵营分明。
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在批判泰戈尔的人中还有沈燕冰。
在泰戈尔来到上海的当天，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文章。
沈燕冰声称：“我们决定不欢迎大声歌颂东方文明，把我们的年轻人领向这个文明，使他们在沉思中寻求慰藉并受到毒害的泰戈尔……”
林子轩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沈燕冰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这次邀请泰戈尔正是商务印书馆在背后操作的。
而且。沈燕冰以前也是泰戈尔的拥护者，还翻译过泰戈尔的诗作。
在《小说月报》发行泰戈尔专刊的时候，沈燕冰积极的参与其中，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并没有反对泰戈尔的意思。
如果是郭沫偌这么做，林子轩不会如此惊讶。
只是现在的郭沫偌已经顾不上泰戈尔了，他的《创造周刊》赚不了钱，没有资金支持，不得不停刊。创造社的成员各奔东西，就此离散。
他自身更是穷困潦倒，在上海混不下去，只好返回日本。
林子轩和沈燕冰不怎么熟悉。就是惊讶一下，他和徐至摩一起赶往码头去迎接泰戈尔。
徐至摩是讲学社的代表，会全程陪同泰戈尔在中国的行程。两天前就来到了上海，和他们同行的还有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
无论中国的文化界如何争论。泰戈尔还是如期到来。
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乘船出发。开始了他的首次中国之行。
4月8日，泰戈尔抵达香港，孙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