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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文豪-第1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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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轩前两天还说要设计出一套孕妇装,正在和殷明竹商量细节。

    作为女装店的老板,冯程程也不能落后,没事就看看时尚杂志,国外都在流行什么。

    她打算以后自己的服装店也出一本服装杂志,专门介绍店内设计的新式女装,每位进店的顾客都免费送上一本,起到宣传的作用。

    “怎么了?”她看到林子轩皱着眉头进来,便合上杂志,询问道。

    “没什么,就是觉得那丫头怪怪的。”林子轩摇了摇头,把和阮玲钰的对话说了一遍。

    冯程程听后不由得轻笑起来,自己的丈夫或许多才多艺,连女装都会设计,只是他真的不懂女孩的心思。

    她倒是理解阮玲钰的想法,但没必要解释给林子轩听,就让他继续奇怪下去好了。

    最好让他以为其他女子都很奇怪,这样她就能高枕无忧了。

    “她年纪还小,以后会想明白的。”冯程程如此说道。

    林子轩想想也是,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几年之后再说好了。

    进入一月份,《新月》杂志第二期是泰戈尔专刊,梁启朝已经和泰戈尔那边确定了行程,泰戈尔将在三月底从印度前来中国。

    这一次,不会出现意外了。

    所以,《新月》杂志为泰戈尔的这次来访进行预热,让中国读者全面的了解泰戈尔。

    这一期不仅刊载了大量泰戈尔的经典诗歌,还有不少名人写的诗歌评论,以及泰戈尔和中国的渊源等等。

    在中国,不少诗人都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比如冰欣的诗集《繁星》就有泰戈尔的影子。

    1922年,文学研究会的郑震铎翻译过泰戈尔的《飞鸟集》。

    这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泰戈尔诗集,从而在中国引起了小诗和哲理诗的流行。

    作为诗人的林子轩也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对他的影响,并在最后按照泰格尔诗歌的风格秀了一下他的诗歌才华。

    他写了一首叫做《回答》的哲理诗,只有两句话。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未完待续。)

第二百零三章 让文学归于文学

    这首《回答》在后世很有名,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品。

    林子轩只用了前两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后世对这两句诗有不同的解读。

    主流的观点认为,卑鄙者可以在世界上畅通无阻,如鱼得水,高尚者只能被埋在地下,作者以此控诉这个黑白颠倒,道德沦丧的丑恶社会。

    结合《回答》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就能知道作者诗作中所指的年代。

    那的确是一个暴乱而荒谬的年代,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黑白不分,险恶丛生。

    把这两句话放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同样适用。

    这一期的《新月》杂志发行后,林子轩的这首《回答》火了起来。

    不少诗人或者评论家都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林子轩对于现实社会的披露、怀疑和挑战,这是诗人对这个社会做出的回答。

    军阀混战,外国列强欺压,大总统贿选,全国罢工浪潮,残酷的镇压……

    这无疑是个混乱的年代。

    我们是成为卑鄙者从而苟活下去,还是成为高尚者进行反抗,就算死亡也在所不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林子轩很久没有发表诗歌了,这让他新诗奠基人的名头有点被人遗忘。

    上一期《新月》杂志刊载的《再见,康桥》成为了新格律诗的典范,这一期的《回答》是一首内涵深刻的哲理诗。

    这时有人才恍然记得,林子轩不仅是位小说家,还是位著名的诗人。

    这一期泰戈尔专刊收获了好评,也受到了批评。

    《小说月报》的主编郑震铎对此表示欢迎,《小说月报》早在1923年9月和10月就连续发行了两期泰戈尔专刊,全面介绍了泰戈尔的诗作。

    这和郑震铎是泰戈尔的追随者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其中也牵扯到了经济利益。

    梁启朝在1920年成立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利用他的声望延聘西方著名学者来中国讲学,商务印书馆每年赞助5000银元,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

    有了资金,梁启朝的讲学社曾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访问中国。

    这一次邀请泰戈尔也是计划之一。泰戈尔一行来中国的吃住行都由讲学社负责,还包括演讲的费用,没有赞助谁来填补这笔钱。

    和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一样,都不是无偿的,而且出场费不低。

    这一次《新月》杂志发行泰戈尔专刊,和《小说月报》相呼应,也算是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合作。

    所以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看有没有利益。

    但这种做法遭到了以陈独绣为首的学者反对。

    陈独绣发文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他忘记了,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上正是他最早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

    胡拾对此保持了沉默,他一向推崇西方思想,对于泰戈尔批判西方思想,认为西方文明濒临破产的观点不能认同。

    这其实是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

    起源于从1923年2月份发起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那场大论战讨论到最后变成了谁才能救中国?

    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独绣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对泰戈尔推崇的东方哲学尤为不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评论了,而是牵扯到了其他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少得了郭沫偌。

    郭沫偌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但他在1916年读到泰戈尔诗作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态度。

    郭沫偌读了《吉檀迦利》等诗歌,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

    这些人由粉转黑,都和文学无关。而是和他们个人的主张有关。

    泰戈尔还没有来,中国的文化界已经乱成一锅粥。

    当然,中国的文化界就没有安静的时候,总是在论战之中,林子轩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次的论战分为保泰派,批泰派和中立派。

    梁启朝和徐至摩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一批人是坚定的保泰派,陈独绣、瞿秋百和郭沫偌则是批泰派,胡拾和鲁讯暂时是中立派。

    他们都有自己的倾向和主张,代表着各自的阶级。

    可以说,在这场论战中泰戈尔是无辜的,还有林子轩,他其实没什么倾向。

    然而,不少人都把林子轩当成支持泰戈尔的一派,在文章中不免攻击林子轩。

    林子轩写了篇文章《让文学归于文学,让主义归于主义》,呼吁他们冷静下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泰戈尔,不要掺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抨击。

    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没有纯粹的文学,文学都是为了背后的阶级服务的,那些人不谈文学,只谈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林子轩感觉和后世网络上的骂战一样,不讲道理,只看立场。

    如果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一样,他们绝对会对其顶礼膜拜,现在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不一样,就完全否定泰戈尔的一切。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

    想明白之后,林子轩释然了。

    他不再理会这场论战,就像后世在网络上你永远说服不了一个立场坚定的人,他会一遍遍的宣传自己的立场,除了口水战,没什么意义。

    他把精力转向了电影市场,明星电影公司准备了多部影片,既有有声电影,也有默片。

    林子轩提出了贺岁片的概念,这一次,他推出了一部赌片。

    在后世香港的电视剧中,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赌片,比如《千王群英会》和《千王之王》。

    上海滩,十里洋场,赌风盛行,赌片中高超的赌技一定能吸引观众。

    这又将是一部卖座的电影,而且可以作为系列一直拍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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