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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赛珍珠的文章里，他们察觉到中国和他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虽然中国百姓很贫穷，但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的还不错。
赛珍珠在随笔中写了对于镇江的回忆，让美国人了解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习俗。
不少美国人写信给她，让她继续写作，受到鼓励，赛珍珠计划写一本记录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她和丈夫曾在安徽宿州的农村生活过三年的时间，对于农民的生活有所了解。
不过她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经验，这次就想着和林子轩探讨一下。
在中国，万象书局发行的《万象》杂志上同样刊载过赛珍珠的文章。
林子轩给赛珍珠开了一个专栏，叫做“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赛珍珠陆陆续续的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其中大多是回忆或者感想，也有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林子轩觉得在两年后这些文章就可以结集出版了，这或许就是以后赛珍珠写出长篇小说《大地》的素材。
他不认为自己可以指导赛珍珠写作，只是告诉她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那就是写自己内心深处想写的故事，写能把自己感动的文字，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具有感情，才能感染读者。
林子轩的社交圈子比较小，来往的都是一些较为亲近的人。
比如《自由谈》的主编周瘦绢，《快活林》的主编严独贺，《小说月报》的主编郑震铎，还有万象书局的平禁亚，世界书局的沈知放。
武侠小说作家向慨然，话剧界的欧阳予仟和洪慎，电影界的但杜予和郑证秋，大明星殷明竹，歌星孟晓冬等等。
这些人有的还带了一两个相熟的朋友过来，所以这次的聚会就颇为热闹了，几乎囊括了上海文坛的半壁江山。
这时候林子轩才猛然发觉自己的影响力已经这么大了。
按照外国人的说法，这叫做文化沙龙。
赛珍珠并不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文化沙龙，在南京也有类似的聚会。
然而，那样的聚会和这次的沙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她也是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林子轩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这次沙龙的参与者掌握着上海一大半的文化类报刊和杂志，还有出版社的老板，演艺界的明星，众人谈论的也都是文化界最为前沿的话题。
有思想的争辩，有文化的碰撞，有朋友间的闲谈，也有才子佳人的佳话。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沙龙。
赛珍珠在其中如鱼得水，她精通中国的文化习俗，和这些中国文坛的顶尖人物在交流上毫无障碍，甚至因为她的身份，在其中很受追捧。
她喜欢这种和同类人交流带来的愉悦感。
在沙龙上还出现了让人惊讶的一幕。
文学研究会的郑震铎和鸳鸯蝴蝶派的周瘦绢交谈起来。
郑震铎在接手《小说月报》后做了调整，除了继续宣传新文学外，还增加了“整理国故”这个栏目，在保持《小说月报》原有风格的前提下，不至于让杂志显得过于激进化。
当然，一贯打击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作风不会变。
两人私底下没有矛盾，在上海文坛，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碰面之后交流一下很正常。
之所以让人觉得惊讶还是两个文学派别之间斗争的过于激烈。
其实，不要以为周瘦绢是老派文人，他还不到30岁，思想非常开放，他是电影的发烧友，喜欢新兴的艺术形式，不过就是写言情小说而已。
这次聚会比较成功，第二天便传遍了上海文坛。
主要是这些文人回去后会写一些随笔文章，说自己在聚会中碰到某某，然后发表出来。
林子轩没想到这次因为赛珍珠而举办的聚会在上海文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被不少文人认为是一次高端的文坛聚会。
在上海，类似的文坛聚会并不少见，但大多较为单一。
比如南社的聚会都是旧派诗人，鸳鸯蝴蝶派内部的作家经常一起吃饭，新文学作家也时常小聚，只是都不是这种大杂烩式的聚会。
林子轩涉足多种行业，所以才能邀请到不同行业的顶尖人物前来，如此就扩大了参与者的交际层面，无形中提高了聚会的档次。
于是，在上海文坛，不少文人以能参与林子轩举办的聚会为荣。
这让林子轩想起了在英国以弗吉尼亚伍尔芙为核心的精英圈子，他或许可以在上海复制类似的社交圈子，给上海文坛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不过，这些要等他从庐山度假回来之后再说了。
七月初，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朝着庐山而去。
第一百七十二章 就是那种哀伤
上海公共租界虹口区，内山书店。
因为大连和旅顺的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恶化，在民间发起的对日“经济绝交”的倡议下，导致虹口区的日本人聚集地非常萧条。
连带着内山书店的生意也陷入困境，从三月份到七月份，几乎没什么收入。
内山书店售卖日文书籍，主要的客人是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留学生，其次才是日本人。
在公共租界，外国人不到四万，而华人有八十多万，内山书店要依靠华人才能撑得下去。
但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没有中国人来书店买书。
就算有也是偷偷摸摸的，生怕被别人看到，似乎和日本人粘上就要倒霉一样。
内山丸造知道还是有中国商人暗中和日本人做生意，如果中国人真的那么齐心，日本人在上海根本生活不下去。
来到上海的日本人以商人居多，他们来中国是为了赚钱，眼下虽然条件艰苦，但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正在他感慨世道艰难的时候，有两位客人走了进来，一位日本女人带着小孩子。
双方鞠躬问候，谈了谈眼下的处境，感叹一番。
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没有问题，他们有自己的巡捕，能够保证虹口区的安全。
截止1923年7月，公共租界有警务人员3056人，其中警官9人，西方人252人、日本人41人、华人1652人。
两人闲聊了一会，女人才想起孩子，回头去找，却发现自己的孩子正抱着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看着。
她走过去近看，发现这是一本图画书，画的是一位小和尚。
“这本书小孩子很喜欢看，讲的是一休大师幼年时的故事。”内山丸造在一旁介绍道。
看到这本书，他不由得想起半个月前的事情。
正当他为了书店的生意不好而发愁的时候，有位中国人找到他，请他代售书籍。
内山丸造颇为好奇，他看了看对方拿来的书籍，一本小说，一本漫画，都是日文书籍。
可奇怪的是书籍的出版社不是日本出版社，而是上海法租界的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出版社。
内山丸造没有怀疑这两本书有问题，只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是经过租界当局审查过的，否则不准出版。
这可不是租界刚建立的时候，那时候在西方“新闻自由”原则的影响下，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对出版物管理较为松懈。
但在“苏报案”等事件发生后，两租界当局都加强了对界内出版机构和出版物的管理。
这里所说的“苏报案”是指发生在1903年的事情。
当时因为《苏报》刊载了许多激烈宣传革命的文章，包括邹荣的《革命军》和章泰炎的《驳康由为论革命书》，引起清政府的极大不满，便联合租界当局，实施了秘密抓捕。
1903年7月7日，《苏报》被封，逮捕了章泰炎，邹荣激于义愤，自动投案。
1904年5月，章泰炎、邹荣分别被租界法庭判处监禁3年和2年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
不过相对于北洋政府对报纸和书籍的审查制度，租界当局还是较为宽松的。
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的报纸和出版社都集中在租界内的原因，只要不触犯租界当局的利益，“新闻自由”的原则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所以，在租界内的报纸可以大骂北洋政府，可以抨击时政。
相比较而言，林子轩出版两本日文书籍就不算什么大事了，他没有直接和内山丸造接触，而是派万象书局下面的人出面。
内山丸造翻了翻图书的内容，一本是讲述日本古代一位高僧的漫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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