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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好欺骗的国民真的是让英国政府不知道说什么，他们一方面嘲笑着中国人的愚昧。另一方面却非常羡慕，若是大英帝国的国民也如中国人一般的容易被满足，那么英国国内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正是处于这种心态，大英帝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就是这般的复杂，英国希望中国的市场能继续发挥作用，帮助英国走出经济危机，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又充满了嫉妒和愤恨。
萨道义先生的报告在英国很快得到了通过，我们不能和中国彻底的翻脸，双方在经济军事和政治各个领域的交流必须加强，同时英国也要采取某种形势的战争，打击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他们的国际影响。这就像杨小林支持非洲的出发点一样，合作归合作，合作的时候我还要打击你。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
共和四年一月一日，中国政府的年度报告也出**了。各个地方的代表在总理内阁大会上面公开了各个地方在去年取得了成绩，并且公布政府各项开支和收入。
这也是中国和英国政府不同的地方，英国人喜欢在报告上做一些畅想未来的事情，包括他们的每一次选举都是这样，候选人大声的叫喊着自己上台以后要做什么。英国政府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大多数也都是公布政府在新的一年的计划，不光英国，美国法国这些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中国政府却恰恰相反，他们公布的最多的是自己去年做了什么。那些地方都在报告中大篇幅的向社会阐明地方的税收收入是怎么花掉的。
至于明年有什么打算，除非有一些今年突出矛盾政府必须做一个交代之外，其他的都是一笔带过。
这和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当官讲究的是一个沉稳，他们都热衷于去解释自己去年做的那些不被老百姓理解的事情，或者说在社会上有争议的事情，他们会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畅想未来的话在英国说很正常，那些首相选举的时候经常说出一些其实他自己都知道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你如果在中国官场上这样说，你的同僚会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因为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大家都保持低调。
也许你的畅想是对的，但是你做不到这么办？就算你能做到，你何必在我们面前说出来？想显示一下你比我们都能干是么？放大炮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你做不到，别人会鄙视你。第二个是你做到了，别人会嫉妒你。
不管是遭到鄙视还是遭到嫉妒，你的政治生涯都到头了。包括孙文先生现在都知道这个道理了。孙先生在年度报告上面都没敢再说我明年要修多少公里铁路，别人就更别提了。
孙文先生现在真的现实多了，他已经意识到在中国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像西方那样靠嘹亮的口号来赢得人民的支持，想让老百姓认同你，你就必须为他们做出事情来。
各地方的年度报告做完之后，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孙文先生提出的颁布新中国的第一部《工人权利保障法》。
在此之前中国在这一片领域里面的法律是空白的，工人们受了工伤也都是自己承受着各种损失，上道一点的老板给点慰问金，不上道的根本不理你，你还什么办法都没有。
《工人权利保障法》出**之后，明确的规定了在工人在工作期间受到的任何伤害都应该由工厂来买单，同时还调整了工人的做高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
还有就是这套法律规定了工人们的假期。
这个问题讨论的相当激烈，工伤说到底在道德上面是能够被那些商人接受的事情，人家给你干活受伤了，你给人看病这真的不过分。而且只要自己注意一点，这种事出现的机率不是太大。
可是假期不一样，这真的影响到那些工厂的生产，关系到商人的腰包。
盛怀宣他们这帮人那是巴不得工人二十四小时干活，孙文先生提出的方案是采用西方礼拜天放假一天的做法，盛怀宣当时就跟他拍桌子了。
你礼拜天集体放假一天，就等于我要停工一天，这真的不行。
后来还有人提出按月来放假，每个月四天假期，这个方案一样没有被通过。最后大家商讨来商讨去，决定采用固定节假日和流动节假日相结合的办法。
首先过年必须放假，八月十五必须放，这是毫无争议的。你工厂的生产任务再忙，咱老百姓过年是大事。这两个节日每个节日放假半个月，加起来三十天假期。剩下还给你十五天假期，什么时候休息你自己说了算，一年就四十五天假期，就这么多了。
虽然孙文先生没有达到预期的争取六十天到七十天的假期的目标，而且放假期间工厂只发给工人原本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做生活费用，可这个法令的出**依然让全国的劳动者们兴奋不已。
回家干活工厂还继续发钱，虽然少了点但是相比以前每年过年老板不给回家，就算给回也没有工资的情况当真让他们感觉心里舒坦多了。更何况还有了工伤这一条。
法令通过之后被强制推行，在每一个县政府和门口和工厂的门口以及主要街道上面都张榜公布，孙文先生那在北京事件之后跌入谷底的声望开始慢慢的回升，他切切实实的为工人们做了一件好事。（未完待续。。）
第一四一章 雷振春出狱
另外，政府还修改了另一项关于诈骗罪的刑事法令。
这事情的起因还要说道罗伯特那次被骗，那一次罗伯特找到了杨司令，杨小林用一种很简单很粗暴的方式把涉案的那个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杀了，这事情当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当时杨小林真的没去多想，他认为自己当时做的完全符合那个时候的中国法律。可是后来很多人都提出异议，争论到最后慢慢的形成了一种社会观念，就是单单以涉案金额来论定这一项罪名有失公允。
新的法令将诈骗罪做的细分，涉案金额不再是唯一的论罪凭证，动机和手段成了最重要的判刑依据。诈骗总要对方上当，你用什么来引诱对方上当的，这很重要。
假如是利用对方发财迫切的心理，比如罗伯特的那个事情，现在刑法中明确规定，退还了全部涉案款项之后，最高刑期一般不超过十年，哪怕你把对方骗的倾家荡产。
但是假如你是利用对方的善心来进行诈骗，那么对不起，不管多少钱，就算你只是骗了十个大洋，起刑点就是十年。要是在诈骗的过程中你还对受害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话，可判死刑。
中国现在社会上各种思潮冲击，社会公德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就像蒋志清说的那样，政府可以不去理会那些思潮的方向，却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底线告诉所有人，不论你什么思想，有些事情不能做。
中国政府的年度报告和英国的截然不同，相比于英国大篇幅的向社会承诺明年政府要干什么，中国方面着重于汇报去年的情况。除了通过几个法案解决社会上的焦点矛盾之外，在新的一年政府要做什么，他们没有做出承诺。
对于一些民众关心的问题，报告中也就是发表了授权声明告诉民众政府正在解决而已。
授权外交部长杨度全权负责朝鲜问题的解决。授与总统黎元洪在东南亚的问题上充分的权利。同时，授予中国义勇军陆海空三军司令杨小林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利。
可怎么解决，多长时间必须解决却是一字未提。而且中国政府的授权和英国人的方式也不一样，没有开什么讨论大会，也没有投票表决。
这年度报告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虽然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喊的让所有人都明白，可是从中还是能看出中国方面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的态度的。
比如在俄国的问题上，现在全世界都在警惕那股红色的风暴，中国也未能幸免。这份报告中虽然只字未提，但是中国做出的好几个决定都是出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这很明显是中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一种和平的手段来淡化那股风暴对中国的冲击。他们在红流席卷而来的时候没有像英法那样用军警强行镇压，而是选择了默默的承受冲击，同时寻找融合的方式。
这种方式也是只有中国能用的，中国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在拼命的工作，所以尽管他们接受了托洛茨基的那一套，却在对政府还算满意的情况下，不愿意用罢工或者其他的过激手段。
西方不行，西方那种以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