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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说：对，这就是每星期天小女孩希西·杰克逊发疯搞怪的地方。迷失的周末。我想，这是我离开的好时候，找个借口，你知道，给她妈妈或是姨妈打电话，或者，也许干脆就给最近的医院打电话。我只是为她着想；希西不会伤害任何人，因为她没有恶意，从来没有。而且，她那么小，也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我站了起来。
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是平齐的。而且她站得比我低。
阿尔说，“当心，吉姆。再看看。永远再看看。”我走到船尾。那儿有一个写着“淡水”的桶，但当我要看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我发现我看错了；那不是污迹斑斑、写着绿字的生了锈的旧镀锌铁皮桶。
那是银桶，纯银的。它就放在嵌在船尾的一口大理石井里，上面的字是镶玉的。桶还是满的。它永远都是满的。我回头看见希西站在蓝白间条的绸布遮阳篷下面，佩着她镶着星形蓝宝石和绿宝石和红宝石的短剑，说着很滑稽的语言——我现在知道了，米尔蒂，那是西印度语，但我当时不知道——而且我知道——就像我亲眼看到一样确定——如果我在太阳底下看“我的船”那几个字，它们应该是纯金的，而不是黄铜的。那木头应该是乌木。我甚至都没感到惊讶。虽然一切都已经变了，你知道，我却从没看见过变化的过程；那要么是我第一次没看清楚，要么是我看错了，要么是我没注意到某些地方，要么是我恰好忘记了。比如，我以为在“我的船”中间的是一个旧柳条箱，但实际上，那是一个顶上有小舷窗的船舱，我看见里面有三张靠墙的铺位，一个壁橱，一个漂亮的小厨房，有一台冰箱和一个炉灶，在洗涤槽的一边——我真的没法看得很清楚——有一个瓶子，瓶颈上裹着一条餐巾，戳在装满碎冰的冰桶里，就像一部弗雷德·阿斯泰尔与金吉尔·罗杰斯的老电影一样。整个船舱内部都嵌着柚木板。
希西说，“不吉姆，那不是柚木。是黎巴嫩产的雪松木。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把学校里的那些传言当回事了吧。黎巴嫩的原油！那是它产的雪松木。还有象牙。我去过那儿好多、好多次呢。我还和智慧的所罗门王说过话呢。我去过沙巴女王的宫里，和诺斯索斯妇女达成了永久的协议，她们有像月亮的盈亏一样的双刃斧。我拜访过艾卡顿和娜弗雷塔丽，在贝宁和达尔见过那里的国王。我连亚特兰蒂斯都去过，皇室夫妇在那儿教会了我很多事情。那些男祭司和女祭司，他们教我怎么能让‘我的船’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甚至去到海底。噢，我们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帕拉斯的顶上聊了好多话题呢！”
那是真的。全都是真的。她不是15岁，米尔蒂。她坐在船头，操控着“我的船”，控制台上有好多刻度盘，拨动杆，按键，开关和仪表，像B…57的驾驶舱似的。她起码长了10岁。阿尔·科波里诺也一样，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一本历史书里看到的一幅图片上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似的，头发长长的，留着小胡子。他穿得也像德雷克一样，除了没有那种白色硬领，他的耳朵上戴着红宝石，手指上戴满了戒指，而且他也不是17岁了。在他的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从他的左太阳穴的发际线一直向下，经过他的眼睛，延伸到他的颧骨那儿。我还看见，在希西戴的小帽下面，她的头发扎成了样子很滑稽的发辫。我见过那种发辫。哦，很久以前，每个人都梳“玉米头”。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看见过，那儿有来自非洲贝宁的一个城市的银质面具雕刻。很古老，米尔蒂，有好几百年了。
阿尔说，“我听说过别的地方，公主。我能带你去看。哦，咱们去乌斯－纳盖伊和塞勒法伊斯市集吧，还有冷原荒地上的卡代斯——那是个恐怖的地方，吉姆，但是咱们不必害怕——然后，咱们去乌尔塔城，那儿的法律很有意思，不许男人或女人杀猫，或者去打搅它。”
“亚特兰蒂斯人，”希西用一种深沉、悦耳的声音说道，“他们答应下次教我怎么到海底去。他们说，如果你用心去想，如果你准备充足，如果你相信，你就能让‘我的船’一飞冲天。到星星上去，吉姆！”
阿尔·科波里诺小声诵读着那些名字：卡苏利亚，索纳－尼尔，塞拉利昂，扎尔，巴哈纳，尼耳，奥利亚布。都是他那些书上写的。
希西说，“在你随我们去之前，你必须做最后一件事，吉姆。把绳子解开。”
我沿着“我的船”的梯子爬到了码头上，把系在泊位上的用金线编的绳子解了下来。金线和丝线拧成的，米尔蒂；绳子从我的手里滑落下去，就像是活了一样；我知道丝绸的那种结实、光滑的手感。我想着亚特兰蒂斯和塞勒法伊斯，还有飞到星星上去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和那些毕业舞会，还有上大学的事混在了一起，因为我已经很幸运地被“我选的大学”录取了，在成为一名美式足球巨星之后，我将当一名律师，公司法律顾问，我将有怎样的一个未来呀。那些都是我当时的计划。人终有一死，对吗？再对比想想那能令约翰·D·洛克菲勒羡慕得脸发绿的、35英尺的游艇，和世上从没有人去过的，而且也没有人再去过第二次的那些地方。希西和阿尔高高站在甲板上，他们俩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美丽，危险，神秘——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想去了。一部分原因是，显然可以肯定，要是我冒犯了希西，不管是怎么冒犯的——我指的不光是吵嘴，或意见不和，或生闷气之类的事情，而是一种真正刻骨的冒犯——我就会立刻发现自己是坐在一条漏水的小船上，漂流在太平洋上，而且只有一只桨。或者，也许只是被绑在希尔弗汉普顿的船坞上；希西没有恶意。起码是我希望如此。我只是——我想，我的感觉不够好。而且，在他们的脸上有某种——，怎么说，好像在他俩的脸上都有，特别是在希西的脸上，像阴云，像面纱，从上面能看到别样的脸，别样的表情，别样的灵魂，别样的过去和未来，别样的学识，它们在变换着，就像在炎热的天气里，在柏油路上蒸腾的海市蜃楼。
我不想知道那些，米尔蒂。我不想知道那么多。那些东西对大多数17岁的孩子来说，还要等上好几年才能体会到：美丽。绝望。死亡。怜悯。痛苦。
我正抬头看着他们，看着微风把阿尔·科波里诺的紫红色天鹅绒斗篷吹得鼓了起来，把他银黑相间的紧身衣吹得闪着光，这时，有一只又大、又重、又硬、又肥的手按住了我的肩膀，一个又大、又肥、又恶、又粗的南方口音说道：
“哎，小孩，谁让你到这个泊位来的！那条小船停在那儿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转过头去，看到了一张南方的红脖子治安官都有的、祖爷爷似的脸庞：斗牛犬似的垂下巴，被太阳晒得通红，肥得像头猪。我说，“先生？”——在那时候，每个高中生都能在梦里那么说——然后，我们转向海湾，我说，“什么船，先生？”那个条子说，“那不是——”
因为那儿什么都没有。“我的船”不见了。那儿只有一片闪闪发亮的蓝色水域。他们没有在远处的水面上，他们没有在码头的另一侧——那个条子和我，我们俩跑了一圈——当时我还有心往天上望了一眼——
没有。一只海鸥。一片云。一架盘旋的飞机。况且，希西不是说了吗，她还不知道怎么飞到星星上去呢？
对，再没有人看到过“我的船”。也再没人见过塞西莉亚·杰克逊小姐，十足的疯子和天才少女。她妈妈到学校来了，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我告诉他们一个编好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准备和那个条子说的故事：他们说，他们要划船在码头附近转转，然后就回来，而我去停车场看我的车了，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不见了。出于某种很疯狂原因，我始终觉得希西的妈妈应该长得很像杰迈玛姨妈，可她却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像极了她女儿，是我见过的最神经质和保守的人：一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紧绷绷的，但很干净的灰色西装，像老师穿的那种，你知道，破得不能再破的鞋，衬衫的领口处有一道白色的花边，草帽上带着一道白箍，还带着一副白手套。我想，希西知道我希望她的妈妈长得什么样，也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该死的大傻瓜，再考虑到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17岁的白人自由种族主义者，那就是她不带上我的原因。
那个条子？他跟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