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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gyurishte的集体屠杀在官方的首次报道中被归咎于一个“吸血鬼教派，”这个教派的信徒“认为仙女座星系是他们真正的家。”通过这些主要事件，我们确信劳埃格正在策划一次对地球居民的大反击。
但还有好多——好几百条——不太重要的消息也具备我们关注的要点。在艾尔特湖发生的水底生物将一个捕捞鳟鱼的渔民拖走的事件使几家报纸都登出了讨论“史前残余生命”的文章；在格拉斯哥出版的“每日快报”（1968年5月18日）上登出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支女巫教和他们祭拜的海妖，海妖浓烈的腐败气味令人想起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一条关于梅尔克斯汉姆的杀人犯的消息让我又去那里调查了几天，还得到了一份由侦探布拉德利警官签署的声明，确认那个将人勒死的杀人犯在死前反复说到的词是“加坦诺索亚，”“纳各”（又是一个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书里出现过的描述自然力的词），和“兰特格兹。”（兰－特古斯，野兽之神，也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书里出现过吗？）罗宾斯（那个杀人犯）声称，当他杀死那3个女人并把她们的脚截断的时候，他是被一种“来自地下的力量”控制着的。
继续罗列这个单子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希望从中选出一部分——总共大约500条——编成一本书进行出版，送给议会的每一名成员和英国国会下议院的每一名成员。
有一些消息是不会在这本书里发表出来的，这些消息可能也是我们的材料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部分内容。1967年12月7日7点45分，来自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R·D·琼斯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从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飞往金斯敦。机上有3名乘客。这趟飞行的距离大约是500公里，需用时2小时。10点的时候，等在机场的琼斯的妻子变得惊慌起来，并且要求进行一次搜索。用无线电联系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搜索进行了一上午。1点15分的时候，琼斯用无线电和地面联系，请求降落，他显然不知道他已经使大家焦急万分了。当被问到他去哪儿了的时候，他显得很迷惑，说道，“当然是飞行啦。”当人们告诉他时间的时候，他感到很惊讶。他自己的表上显示的是10点15分。他说，他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穿越低空云层，但他没觉得惊慌。气象报告显示，当天是12月里异常清朗的一天，他不应该遇到云层。（“新闻搜集者”，1967年12月8日）
我们掌握细节情况的其它四起案例和这起类似，但有一起——“珍妮”号事件——说的是在苏格兰西部海域巡逻的海岸警卫队的舰艇，而不是飞机。在这起事件中，船上的3个人遇到了浓重的“雾气，”并且发现他们的无线电失灵了，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表都停了。他们以为是某个奇怪的磁场在作怪。然而，船上的其它仪器设备都工作得很好，而且他们及时抵达了刘易斯的斯托尔诺维——船员们以为他们只晚了3、4个小时，但实际上他们晚了22个小时。在南加州的Baja半岛上空执行训练任务的海军飞机“布莱克杰克”号创下了失踪的最长记录；它失踪了3天又5个小时。机组人员以为他们离开基地也就7个小时左右。
我们还无法知道海军对这件怪事作何解释，也不知道大不列颠海岸警卫队是如何解释“珍妮”号事件的。那大概可以假定是船员在海上喝醉了，然后就睡着了吧。但我们很快就搞清了一件事：人类不希望了解那些威胁到他们安全、“正常”的感觉的事情。已故的查尔斯·佛特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佛特的书展现了被威廉·詹姆斯称为“人类的某种愚昧”的经典瞬间。他坚持不懈地为报纸提供与他所引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件相关的参考资料。为什么没有人费心去查看一下他的那些参考资料——哪怕只看一部分——然后写出一份声明，认同他的诚实，或者谴责他是一个骗子呢？蒂凡尼·萨尔先生曾告诉我说，审慎的读者认为在佛特所引述的每一个案例中，都存在着某种“特殊情况，”使它难以令人信服——这儿是一个不可靠的目击者，那儿又是一个善于发挥的记者，等等。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总是假设我的人类同胞相对来说是诚实的，开明的，是有好奇心的。我相信人类具有探知那些显然无法解释的事物的好奇心，如果我对这一点没有信心的话，我只需去随便一个机场的书摊上扫一眼就可以安心了，那里有不下10种弗兰克·爱德华兹等人的平装本，书名都是诸如“神秘而可怕的世界”、“比科幻小说更神奇的100件事”之类的东西。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书都不是真正探讨“超自然现象”的，而只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和震惊的效果。这些书可谓是神秘学领域的色情作品，是“让我们来相信世界远没有它真实的一面来得无趣”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1968年8月19日，厄克特和我邀请了12个“朋友”到我们在高尔街83号的住所来——达尔文婚后即住在这里。我们觉得达尔文协会很适合，因为我们确信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将长久地记住这个日子。我不想一一介绍，只想说明来的人里有4位教授——3位来自伦敦，1位来自剑桥——两名记者，都是正经的大报记者，还有几个专业人士，包括一名医生。
在厄克特把我介绍给大家后，我宣读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在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做了详尽的说明。10分钟后，那位剑桥的教授清了清嗓子，说了句“抱歉，”便匆忙地离开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把这当成是一场针对他的恶作剧了。其余的人都坚持听完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他们也在怀疑这一切是否是一场恶作剧。当他们认识到这不是开玩笑时，他们明显地变得不太友好了。其中的一个记者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不停地用“我们是否得相信……”来打断别人的讲话。其中的一位女士起身离开了，但我后来听说，这并不能说明她有多么地不相信这些事，而是因为她突然注意到屋里刚好有13个人，她觉得这个数不吉利。那个年轻记者带了两本厄克特的书，都是关于Mu的，他用一种令人厌烦的口吻引述着书里的内容。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与会的人似乎没有一个能把我们的“演讲”看作是一个警告。他们争论着，就好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说，或者是一个不寻常的短篇小说。到最后，在为各种不同的剪报无谓地争执了一个小时后，一个事务律师站起来做了一个发言，发言的内容显然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看法：“我认为哈夫先生（那名记者）说出了我们大家的疑虑……”他反复提到的要点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兰代尔芬的爆炸可能是硝化甘油造成的，甚至可能是一场流星雨带来的冲击。他们对待可怜的厄克特的书的那种态度让我吃惊，即便是在我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的日子里，我也不会有那样的表现。
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我们把会议的全过程都做了录音，把录音带上的内容都整理、打印出来了，还留了拷贝，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把它当做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来证明人类的愚昧和愚蠢。事情再没有进展了。那两家报纸甚至决定不刊登对我们争论的问题的审慎的评价。一些人得到了这次会议的风声，赶来看我们——几个带着占卜板的胖女人，一个认为尼斯湖怪是俄罗斯潜艇的瘦小男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人。就因为这个，我们决定转移到美国去。我们依然抱着可笑的想法，希望美国人能表现得比英国人开明一些。
没过多久我们就醒悟了——尽管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两个人愿意暂缓评判我们的心智是否正常。但大体上讲，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在科哈塞特那个几乎已经废弃的渔村——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度过了有趣的一天；那一天的时间足够使我们发现，那地方和兰代尔芬一样是劳埃格的一个活跃的活动中心，也许比兰代尔芬还活跃，而且如果我们再在那儿呆下去的话，就会很危险了。我们设法找到了约瑟夫·卡伦·马什，他是洛夫克拉夫特的那个马什船长的孙子，现在居住在Popasquash。他告诉我们，他的祖父死于精神错乱，他认为祖父有一些“神秘的”书和手稿，但已经被他的祖母烧掉了。这可能是洛夫克拉夫特真正看到《死灵之书》的渠道。他还提到过马什船长把古老的大恶神说成是“时间之主”——这是对“珍妮”号、“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