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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奇怪的来自海底的寒意袭上我的心头，我赶快大致浏览了剩下的几张报纸——就在我要把报纸放下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我有意无意间要找的东西。在格陵兰岛和苏格兰最北端之间的海域出现了海底扰动，这次扰动已经被记录到了。还有——我本能地瞥了一眼报上的日期，发现报纸是整整一周前的……首先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斯图尔特医生就是在那天早上发现我弟弟在他窗户上加了护栏的房间里蜷缩在毯子下面的。
但我的恐慌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在我们回到我们在格拉斯哥的家之后，令我非常高兴和满意的是，我弟弟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他所有的关于古老的传说和巫术的旧书都毁掉了；但他没有要重新开始写作的意图。他像是丢了魂似的在房子里闲逛，带着一种在我看来是沮丧的心情，对之前数月的事，他说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直到他死的那天晚上，我从没看见过他把那副眼镜摘掉。我想他可能在睡觉时也会戴着它——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了这其中的意义以及他那天晚上在我房间里咕咕哝哝地说的那些话的含义。
至于那副眼镜：我曾经得到保证说，这种畏光症会消退，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切都越来越明白地表明，斯图尔特医生的保证是毫无用处的。而且，我该怎么解释我注意到的另一个变化呢？从前，朱利安几乎就是一个生性孤僻的人，下巴和他的性格一样脆弱，但他现在似乎完全改变了个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最琐碎的事上出风头，而他的脸——尤其是嘴唇和下巴——呈现出一种刚毅，完全不同于他之前的面貌。
这些都是很令我感到困惑的事，而在几个星期之后，我又认识到了有件事很不对劲。除了沉思，他的内心还被一种不明的恐惧折磨着。他为什么不承认经常闯入他的睡乡的那些可怕的梦？天知道他睡的时间有多短；当他不睡的时候，他常常在夜里含糊不清地说那些对他的长期病症有重要影响的恐怖的事，并把我从安睡中惊醒。
到了10月中旬，朱利安有了在我看来是真正好转的变化。他变得稍稍开朗了一点儿，甚至开始看一些一直被他搁置的旧手稿了——但我并不认为他真的要继续写那些手稿——快到10月底的时候，他让我吃了一惊。他告诉我说，他脑子里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静下心来把它写出来。这是一个必须要他自己写出来的故事；他必须要做许多研究，因为他的材料都需要非常精心地准备。他要求我在他工作的那段时间要容忍他，并且允许他有尽可能多的私人空间。我同意了他的每一项要求，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觉得在他的门上装一把锁是如此必要的一件事；还有，他为什么要把宽敞的地下室腾出来“为将来用。”我没有置疑他的举动。他要求要有私人空间，我便尽力配合他。但我承认我感到的不只是好奇。
从那以后，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我弟弟——但他经常不吃饭——还有就是在他离开他的房间去图书馆找书的时候，这是他每天定时要做的事。在他最初几次去图书馆的时候，我总是在他回来的时候站在靠近大门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在琢磨他要写的是哪方面的内容，我以为，如果我能看到他的参考书是什么的话，我说不定可以从中悟到些什么。
如果说我看到了什么，那么朱利安从图书馆借来的那些书只会增加我的困惑。他究竟是为什么想要看那些书呢——劳德的《核武器和引擎》，沙尔的《X射线》，库德克的《广阔的宇宙》，厄布洛德的《人和能量》，基恩的《现代的科学奇迹》，斯塔福德·克拉克的《今日的精神病学》，舒伯特的《爱因斯坦》，格伯的《电的世界》，还有他每天都会沉甸甸搬回来一摞的《新科学家》和《科学的进步》杂志？尽管如此，他现在看的东西完全没有引起我的担心，因为这些书与他过去读的那些完全没有科学性的东西和那些现在已经被他销毁的恐怖的作品不一样。然而我内心的部分宁静注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11月中旬的一天——我成功地写完了我自己的一本进展迟缓的书里的很难写的一章，并为我的这项特别成就而兴高采烈——我去找朱利安，想告诉他我取得的成就。那天早上我根本没见到他的踪影，我去敲他的房门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我便走进了他的房间，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已经出去了。近来朱利安出去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把房间门锁上，而我很吃惊地发现这一次他竟没有锁门。我随即发现他是故意没锁门的，这样的话我就能看到他在床头柜上给我留的纸条了。那是一大张白色的打字纸，上面潦草地写着歪歪扭扭的几个难看的字，意思简明扼要：
菲利普，
去伦敦四、五天。研究。大英博物馆……
朱利安
带着些许的不满，我转身要离开他的房间，这时我看到了被我弟弟丢在他的床脚的、他摊开来的日记本。日记本本身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在他发病前，他就经常写日记——而且要不是我无意中瞥见了一个词——或者说是一个名字——的话，我就会离开房间，而不会去偷看日记，我认出了写在翻开来的那页上的名字：“克苏鲁。”
那不过是……但一些重新出现的疑问又在我的脑子里打转了。朱利安又发病了吗？他需要精神治疗吗，他又出现以前那些幻觉了吗？当我想起斯图尔特医生曾经警告我说，存在着复发的可能性时，我觉得我有责任了解我弟弟在日记里写的内容——而在这点上我遇到了一个表面上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我看不懂那些日记，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完全陌生的、神秘的楔形文字写成的，类似的字符我只在朱利安已经烧掉的那些书里见到过。那些怪异的字符与中世纪古抄本的小书写体和《迦尼片断》中的那些点群有明显类似的地方——我记得我曾经被一篇提及《迦尼片断》的文章打动过，那是在朱利安的一本书里，一本考古学杂志上——但只是类似；除了那一个词，克苏鲁，日记里的其它内容我完全看不懂，而就连那个词也被朱利安划掉了，像是经过了再三思考似的，取代它的是挤在它上面的一个难以辨认的怪异的字符。
我没有迟疑就决定了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行动。当天，我带着那个日记本，乘中午的火车南下去了沃比。我记得我看到的那篇关于《迦尼片断》的文章是沃比博物馆的馆长戈登·沃姆斯利教授写的；他声称他是第一个译出那些片断的人，比那个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古怪的古文物研究者和考古学家埃姆里·文迪－史密斯爵士还要早。教授是研究菲特玛石碑——它和著名的罗塞塔石碑是同一时期的，上面的主要碑文是用两种书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写成的——和吉夫石柱的权威，在破译古文字方面有值得称道的成果。我真是太幸运了，能在博物馆里找到他，因为他正计划要在那个星期飞到秘鲁去，那里还有别的的任务在等着他呢。不管他有多忙，他还是对那本日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问我那些象形文字都是从哪儿抄下来的，是谁抄的，为什么要抄？我撒谎了，告诉他说那是我弟弟在匈牙利的时候从山里的一块黑色巨石上抄下来的；因为我知道确实有这么一块巨石，那是我有一次从我弟弟的一本书上读到的。教授斜眼看着我，似乎在怀疑我的谎言，但他对日记上的那些奇怪的字符实在太感兴趣了，很快就忘记了引起他怀疑的地方。从那一刻起一直到我准备离开他设在博物馆的一个房间里的书房为止，我们始终没有说话。他看得实在是太专注了，我觉得他已经完全忘了我还在他的书房里。不管怎样，在我临走之前，我还是设法得到了他的允诺，保证在3天之内将日记寄回我在格拉斯哥的地址，而且如果他能把内容翻译出来的话，译文也将一并寄给我。我很高兴他没问我为什么需要一份译文。
我对教授的能力所抱有的信心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还是有点儿晚了。因为朱利安第三天上午就回到格拉斯哥了——比我原本认定的时间早了24小时，而他的日记本还没有寄回来——很快他就发现日记本不见了。
当我正在半心半意地写我的书的时候，我弟弟出现了。他肯定已经先去了他的房间。我突然间觉得我的房间里有个什么东西在看着我。我全神贯注于我半成形的想法之中，以至于我没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