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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田中健三郎远去的身影，一个中国留学生说：“日本人倒也不全是混蛋。”
周赫煊挑挑眉：“总有那么几个异类。”
30年代的日本虽然全民陷入军国主义狂热状态，但还是有一些呼吁和平反战的“日奸”，其中以鹿地亘和尾崎秀实最为有名。
在日本全面侵华以前，鹿地亘主要创作反战小说。战争爆发后，他又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专门负责宣传劝降和对日俘的思想教育工作。这些日本反战人士，经常跑到前线向日军喊话，散发日文传单，不少成员直接牺牲在枪炮之下。
至于尾崎秀实就更厉害，表面上，他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但实际上，他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经常向延安传递日本侵华的机密情报。遗憾的是，这位国际友人在1941年就遭到日本军部逮捕，并于抗战胜利前夕被秘密绞死。
顺便说一句，这两个积极反战的日本人，都是鲁迅先生的朋友。那些造谣说鲁迅是汉奸的家伙，实在应该多了解一下。
对于田中健三郎的幡然醒悟，周赫煊还是非常高兴的。如果一次讲座就能唤醒一个日本人，他愿意天天都开讲座，可惜这种还抱有良知的日本人实在太少。
中午，周赫煊跟伦敦大学的历史教授们一起吃饭，大部分教授都答应帮他做反日和平宣传。
这种情况实属正常，毕竟现在是和平主义盛行的30年代，从学者到老百姓，99％的英国人都认为“和平”是神圣的。他们不愿意打仗，也不愿意看到别的国家打仗其实是被一战的惨重伤亡给吓尿了。
下午，周赫煊又在家里接受了两份报纸的采访，并向记者提供了几张日军屠杀的照片副本。
傍晚，张乐怡和于琛正在准备饭菜，马珏突然兴冲冲找上门来。
“张姐姐好！”马珏笑着问候。
张乐怡解下围裙，惊讶道：“小珏，你怎么也来伦敦？”
“我在这里读书啊。”马珏笑道。
“快请坐，”张乐怡冲厨房喊道，“小于，多拿一副刀叉！”
“诶，知道了！”厨房里传来于琛的声音。
马珏曾经去过三乐堂十几次，都是打着请教文学的幌子，早就跟周家的女主人们混熟了。她挽着张乐怡的手说：“张姐姐，周先生呢？”
“里面书房，写东西呢。”张乐怡指了指。
“周先生真勤奋，我去看看他。”马珏说着就朝书房跑。
张乐怡有些无奈的摇头，她早看出这个小姑娘的心思，谁叫周某人的魅力太大呢。
就连胡适和徐志摩，每年都要收到无数少女的求爱信，更何况周赫煊这种国际大学者。
这是个崇尚英雄的时代，抗战期间，一名少女目睹了沈崇诲驾驶飞机撞击敌机而牺牲的英勇事迹，竟就此发誓为沈崇诲终身不嫁，愿做英雄未亡人。马占山和宋哲元抗击日军的新闻传出后，也有许多少女写信，表示愿意“为奴为婢”侍奉抗日英雄。
在许多少女的心目中，周赫煊也是这样的英雄，因为他在文化学术领域坚持抗日，一本《非攻》杂志就已经将周赫煊推上神坛。张乐怡住在天津的时候，每个月都要收到来自全国的求爱信，她若是吃醋的话，早就被淹死在醋海里了。
“咚咚咚！”
马珏小心地敲响房门，低声问道：“周先生，我可以进去吗？”
“请进。”周赫煊应道。
马珏轻手轻脚的走过去，瞟了眼书稿说：“周先生在写什么文章？”
“《黑土》第三部。”周赫煊道。
“《非攻》杂志不是停刊了吗？《黑土》后续发表在什么地方？”马珏好奇道。
周赫煊解释说：“《非攻》年底就复刊，编辑部搬到武汉。”
马珏道：“《非攻》好像是被南京政府封禁的，他们会准许复刊？”
“老蒋答应过我的，”周赫煊道，“不过复刊之后的《非攻》杂志，不能提‘抗日’字眼，也不能议论日本天皇。”
马珏气愤道：“真是汉奸卖国政府，国家领土都被侵占五分之一了，居然还不准本国报纸提抗日！”
“确实有些过分了。”周赫煊叹息说。
“中日亲善”的论调，本来是拉日本入局解决白银危机的。常凯申却把它“弄假成真”，以为这样能麻痹日本，拖慢日本侵华的步伐，简直愚不可及。
两人正说着话，于琛跑来敲门说：“先生，马小姐，吃饭了！”
由于食材和佐料不齐全，周赫煊在英国只能吃西餐。不过张乐怡的手艺很好，她读中西女校时学过烹饪课程，周赫煊这趟伦敦之行的伙食都由老婆负责。
马珏在学校里话不多，但到了周家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那活泼的样子估计能让她的追求者们大跌眼镜。
吃过晚餐，周赫煊继续创作《黑土》。马珏也不打扰，静静坐在旁边阅读书稿，不时地抬头偷看身边的男人几眼，然后又红着脸继续读稿。
第二天，英国的报纸都炸了。
《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伦敦日报》……几份大报出奇一致的，全部整版报道周赫煊的讲座内容。
683【刺杀】
我们前面说过，和平主义在30年代的英国属于政治正确，不容任何人站出来反对。
因此，包括铁血主战的丘吉尔在内，也必须是“和平主义者”，至少要标榜自己是“和平主义者”。
如果达成世界和平？
英国人分成两派。
一派叫做“可战派”。以丘吉尔和艾德礼（工党领袖）为代表，他们认为反对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包括最后使用军事力量，相关团体为“国联协会”（lnu）。
一派叫做“弃战派”。以兰斯伯里和道森（《泰晤士报》主编）为代表，他们谴责和反对一切战争，面对危机冲突，主张通过协商合作来解决，相关团体为“和平誓约联盟”（ppu）。
到了30年代中期，这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剧烈，彼此之间不断争夺会员、资金和支持者。
搞笑的是，他们使用的手段大同小异，即通过媒体用战争来恐吓民众，导致英国老百姓越来越惧怕战争。后来张伯伦竞选首相时提出的口号，干脆就叫“投张伯伦一票，就多了一份和平”。
周赫煊在伦敦大学的讲座内容，就好像是给英国的“和平主义者”们提供了弹药，他们又有了战争恐吓的新鲜材料。
其中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最为积极，这两份报纸挑选最惨烈的几张屠杀照片，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来刊登图片。他们不断的强调战争只能带来死亡，谴责日本停止对华侵略，同时又号召英国人民支持“和平运动”。
于此同时，在地方选举当中挫败的保守党，也拿日本侵华屠杀来攻击工党，指责日本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是源自于工党执政期间的纵容。工党同样拿此事来反击，说保守党的妥协外交政策，才是酿成日本武力扩张的罪魁祸首。
周赫煊的这趟伦敦之行，显然同时卷入了英国“可战派”和“弃战派”，以及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旋涡。
英国最大的反战团体“国联协会”（可战派），以及刚刚成立就气势如虹的“和平誓约联盟”（弃战派），不约而同的向周赫煊发出邀请，希望周赫煊能够参加他们组织的公众演讲。
毫无疑问，周赫煊的反战讲座，已经触碰到英国人最敏感的g点。
整个十月份，周赫煊就在演讲和讲学当中度过。他这次学聪明了，只是不断的重复反战与和平，并不透露自己站在哪一边，更不会傻到说什么“以战争求和平”。至于“反法西斯”论调，周赫煊更是提都不敢提，不然肯定会惹怒“弃战派”。
于是，“可战派”和“弃战派”对周赫煊更加尊重，千方百计的想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
英国保守党也频频邀请周赫煊参加酒会，希望周赫煊帮忙拉地方选票，想要蹭蹭热点来刷民众好感度。
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周赫煊先生仅在1935年10月，就在英国各地进行了8堂学术讲座、16场公开演讲，应邀出席了13次私人酒会。
再加上报纸媒体的疯狂宣传，周赫煊简直在英国都封神了，被誉为“来自东方的和平斗士”。
周赫煊的《菊与刀》，以及介绍甲午战争的《龙旗翻卷之下》，一下子炒冷饭在英国成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