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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内容周赫煊特别喜欢，那就是一旦中日开战，立即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并停止支付一切日本债务的本息。里头甚至还列举了详细数据，日本在华投资总额已经超过40亿银元，没收这些钱足够支撑中国一段时间的抗日了。
这份文件的最后两句是“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万岁”、“大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落款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起人是孙夫人（领衔）。
除了对日作战纲领外，信中还邀请周赫煊前往上海，代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国分会”参与“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建，并希望周赫煊能够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字。
周赫煊看了看对日作战纲领的撰写时间，居然是1934年4月20日。
也即是说，这东西是在“第二次天羽声明”那天完稿的。很可能“第一次天羽声明”刚刚发表，共党就已经立即开始撰写了，从动笔到完稿仅用了不到三天时间。
共党的速度是真的快啊，而且时机抓得太好了！
周赫煊立即在对日作战纲领上签字，递给崔慧说：“马上寄回上海，顺便让于佩琛给我订购前往上海的车票，我要亲自过去一趟。”
“好的。”崔慧说。
共党已经以孙夫人的名义，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发往全国，甚至有人秘密将其带到东北沦陷区。
短短几天时间，在这份纲领上签字的就多达1780人。除了周赫煊以外，签名赞成的还有何香凝、胡汉民、马相伯、章任琢、李达、叶夏声、李杜、杨靖宇、翁照垣等人，以及众多的进步人士、大资本家和华侨领袖。
随即，共党干脆直接将这份纲领登报，号召全体民众支持，陆陆续续公开签名赞成的超过10万人。
南京国民政府眼见声势浩大，立刻就慌了，严令各大报纸不得刊载《抗战纲领》，但却根本堵不住悠悠之口。
5月初，周赫煊南下上海，前往参与“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备会议。
随行的还有于佩琛，这位大姐自作主张多买了一张火车票，说要随时贴身协助周赫煊的工作。
570【南下】
天津火车站。
初夏的阳光温暖宜人，周赫煊带着秘书于佩琛、保镖孙永振坐在候车大厅。
火车还未进站，突然有两个中年男子走过来。
其中一个男子跟周赫煊眼神相遇，双方俱都愣了一下。那人走过来，笑着打招呼说：“周先生你好，还记得我吧？我叫古世文。”
“原来是古兄，好久不见！”周赫煊握手问候。
那个“古世文”又介绍身边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我朋友，《申报》记者杨永清。”
周赫煊笑道：“杨记者你好。”
“杨永清”热情地握手说：“周先生，久仰大名！”
“古世文”其实就是吉鸿昌，而“杨永清”则是地下党员宣侠父。两人都经过乔装打扮，吉鸿昌下巴贴了搓小胡子，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来。
周赫煊问道：“二位这是要去南边？”
吉鸿昌笑道：“去上海办点事。”
“那就祝两位一路顺风，咱们上海再见。”周赫煊没有多说废话，生怕暴露了对方的身份。
“告辞！”吉鸿昌说完便走到另一个角落坐下。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一个多月前，宣侠父正式介绍吉鸿昌入党，这次是要前往上海履行入党手续。宣侠父比南汉宸的来头更大，此人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也即是地下党的全国大头目之一。
南汉宸和吉鸿昌在天津串联筹建的反蒋抗日组织，其总策划人和负责人便是宣侠父。只不过以周赫煊现在的身份，很难接触到宣侠父，所以当面见到也完全不认识。
别说周赫煊这个“外人”，就连属于“自己人”的于佩琛，都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宣侠父。于佩琛好奇地问：“周先生，你刚才的那个朋友好面熟，是不是什么大人物？”
“一个普通作家而已，你估计认错了。”周赫煊说。
“可能是我眼花了吧。”于佩琛喃喃自语。她总觉得刚才那个胖乎乎的中年，很像报纸上登了照片的吉鸿昌将军。
火车很快到站，周赫煊三人登上特等车厢，而吉鸿昌两人则上了二等车厢。除了刚碰面时的寒暄以外，大家都刻意不再联系，毕竟吉鸿昌现在属于政治通缉犯，他前往上海宣誓入党非常危险。
于佩琛还是第一次坐特等厢，好奇地打量着车厢内的陈设。
民国时期的火车二等厢，大概相当于后世的硬（软）座。一等厢则要高级得多，有非常舒适的单人沙发，空间也显得格外宽敞。
而特等厢就非常厉害了，可以容纳四个人睡觉休息，还有写字桌、自来水管、抽水马桶等设备。除了火车的颠簸和噪音以外，条件简直比大部分的旅店都更好。
于佩琛心想：以前坐长途火车就是遭罪，现在倒是个享受了。
周赫煊看了一会儿窗外飞退的景色，便拿出稿纸开始写作，不时地停下来涂抹修改。而孙永振则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右手揣在怀里，随时准备拔枪御敌。
于佩琛站在周赫煊身后，看着一个个漂亮的钢笔字出现在稿纸上，内容赫然是小说《黑土》的后续情节。她不由得佩服万分，既佩服周赫煊的文学才华，又佩服周赫煊坐火车还不忘创作的勤奋精神。
头等厢内是备了水果的，于佩琛小心翼翼的不发出声响，很快便削了两个苹果切成块状。一个放在周赫煊面前，一个放在孙永振那边。
孙永振好像能看到一样，突然睁眼朝于佩琛点头致谢，捡起块苹果放到嘴里咀嚼，但拿枪的右手始终揣在怀里。
这趟列车使用的是最新进口的蒸汽车头，最高时速已经达到140公里，跟后世t字头的特快列车没啥区别。说句玩笑话，铁道游击队扒的肯定不是这种火车，因为速度太特么快了，全速开动时根本扒不上去。
只可惜铁路的状况有些糟糕，许多时候遇到山岭不是过隧道，而是绕着山体往前走，凭白多出大量的路程。
三人坐了足足20个小时，终于抵达南京，然后又换车前往上海。
虽然周赫煊非常厌恶国党政府的**无能，但国党对中国的贡献毋庸置疑。常凯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从天津到南京再到上海，一路上通行无阻，沿途的城市乡镇也还算安定祥和。
换做北伐战争以前，那真是一言难尽。从天津坐火车到南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的踪影，因躲避战火而逃难的百姓随处可遇。
如此比较，至少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难得的和平前提是忘掉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和半沦陷的察哈尔。
抵达上海之后，周赫煊当晚便住进了海格路的花园洋房。
于佩琛已经习惯性麻木了，对于周赫煊在上海有豪华大宅，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心里只是在想：“要不要顺道去看望母亲和舅舅？”
于佩琛的外公岑春煊，这些年一直居住在上海。
二次革命时，岑春煊甚至跟孙中山争夺过领导权，一度出任讨袁军大元帅，岑、孙两人当时闹到反目成仇的地步。直到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专门到上海拜会岑春煊，两人终于冰释前嫌，一起商量北伐大计。
岑春煊在北伐期间是出了不少钱的，前两年的淞沪抗战，岑春煊还捐了3万大洋给十九路军抗日。
只不过在去年4月底，岑春煊就已经病逝了。而于佩琛这个外孙女，却苦于没有路费，无法前往上海送外公最后一程。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为啥岑春煊有钱捐给十九路军3万大洋抗日，却不出钱资助自己的亲外孙女？
其实很简单，于家和岑家早就闹翻了。
于家出了个败家子，连老婆子女都无法养活。八年前，于佩琛的母亲带着几个儿女，前往上海投靠了岑春煊，只留下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读书。
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很不好受，虽说岑家人没有掀起他们，但于佩琛的母亲却很要强，尽量自食其力供儿女读书，并没有索求无度地找岑家要钱。
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生活得很艰难，只有三年前来上海探亲，享受了一些岑家人的帮助。比如舅舅把于佩琛介绍给进步人士，主演熊佛西导演的话剧《哑妻》，还被选为学生代表出席太平洋学术会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