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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孙科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亲蒋派趁机提出“迎回常凯申”的议案，并立即得到通过。
南京国民政府连忙给常凯申发去邀请，希望总司令能够赶快回来领导国家。
常凯申扭扭捏捏就是不表态，嘿，你们要我走就走，你们要我回就回？等着吧，老子还没休息够呢他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利。
……
冯庸大学，北平临时校址。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就在今天誓师出征！
操场上，由两百多名大学师生组成的义勇军，正整整齐齐的站着等待训话。
周赫煊看着那些可爱的师生，内心颇为不忍，他是不赞成学生老师去抗日的，因为太浪费人才了。可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又正是当下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也必须有这种人去坚持抗日。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总司令，也是周赫煊的老熟人侯七，侯忠国。
当初周赫煊被褚玉凤的人刺杀，还是侯忠国帮忙逮住暗杀者。之后他一直在冯庸大学担任军事教官，教授步***击和刺杀课程，这些学生都是侯忠国教出来的。
“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张司令已经弃守锦州了，东北的黑土地完全被日寇占领，”冯庸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但是，还有人在抵抗，还有人在关外跟小日本血战！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的丁超、李杜、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的唐聚五、黄显声、张宗周。还有很多很多热血汉子，咱们东北的纯爷们，正在撸着袖子跟小日本拼命。我们不能坐视不理，这条命就算豁出去，也要跟小日本鬼子拼了！”
“拼了！”
“拼了！”
台下师生纷纷怒吼起来。
周赫煊却在跟侯七悄悄说话：“候兄，你手里头人少，满打满算也就200来号，千万不要跟关东军硬碰硬。”
“我晓得，”侯七哈哈笑道，“周先生，你可别忘了，咱以前是干啥买卖的？马匪的本事就是来去如风，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钻林子逃跑，我还能干折本买卖？”
周赫煊嘱咐说：“候兄，我希望你能把部队打散，七个人一组，分头去投奔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义勇军最缺的就是后勤补给，关内捐赠的财物很难运到，而你手底下的师生正好有这个长处。他们已经把《七人背》教材背熟了，也动手做过许多实验。只要有他们，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就能源源不断的获得手榴弹！”
侯七叹气说：“我尽量吧，但现在东北太乱了，分不清哪些是真心抗日，哪些是想要投敌的汉奸。”
周赫煊对此也很无奈，东北如今的状况，怎么说呢？有点像晚清日俄战争的时候。
各地的义勇军虽然都高喊抗日口号，但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还有很多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义勇军各部之间互相火拼都实属常见。
张作霖给东北人做出个很坏的榜样，现在有好些义勇军领袖，都想复制张作霖的成功之路，想要趁乱坐上东北王的宝座。
449【饭桶胡适先生的努力】
张学良跟周赫煊之间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从锦州战场回来以后，张学良就没有再见过周赫煊，两人甚至互不通信，就像彼此根本不认识一般。
“张学良此人，误国甚矣！”
这是胡适来天津拜访周赫煊，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九一八事变”对胡适刺激很大，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写关于东北的文章，并第一个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九一八”的观点。
“九一八”的第二天下午，胡适就写了一首诗：“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安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这首诗写的是刘永福、唐景崧等人，当年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率众拒日保台的事迹。他把当日的台湾，比作今日的东北，怀念刘永福这样的抗日志士，又恨自己书生无用，不能提刀驱赶日寇。
胡适如今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他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是邻居。 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则住在4号。
“可恨啊，可恨，”胡适痛心地说，“日人欲侵略我东北土地，其狼子野心早就暴露无遗。可上至南京政府，下至奉系军阀，都忙于内斗争地盘，竟把广袤的黑土地让于日人！”
正如胡适所言，不仅是周赫煊这个穿越者，当时好多国人都看到了日本对东北的威胁，却只能眼睁睁的目睹局势恶化。
胡适有个朋友叫丁文江，是北大的地质学教授。
丁文江早在1927年，就给胡适写信，说他最近在研究日本问题，深切地感觉中国存亡安慰的关键在于日本。就在九一八爆发前夕，胡适和丁文江还同游半个月，多次提到日本的侵华野心。
周赫煊无奈地说：“就像甲午海战一样，国人的心要被彻底刺痛，才能奋发图强。”
胡适苦笑道：“我们以前喊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现在国难当头，学术和科学都不顶屁用。在君兄（丁文江）前两日自嘲，说知识分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言语虽粗鄙，但说的却是实话。”
“饭桶也是有些用处的。”周赫煊安慰道。
胡适说：“我这个饭桶，最近也在苦思自己的作用。最后发现很无奈，顶多站出来喊几声口号，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周赫煊说：“口号也需要有人喊。声音大了，才能震耳发聩，国家和人民才能团结起来。”
“我也是这个想法，”胡适说明来意，“我们不仅要喊口号，还要喊得有策略性，喊得有学术性。我跟几个朋友，准备创办一本《独立评论》杂志，专门讨论国家和世界局势，以开国人耳目眼界。明诚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还请加入进来！”
《独立评论》属于30年代非常出名的政论性杂志，主编胡适、丁文江和蒋廷黻都是义务担任，不拿任何工资报酬。这本杂志存在了五年，期间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在开阔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为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中蒋廷黻还因为在《独立评论》写文章，被常凯申三次召见，最后受邀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周赫煊当即答应道：“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论文章，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
“如此，谢过了，”胡适高兴地说，“有明诚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
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既不敢对日宣战，也不敢跟日本谈判，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
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即便日本内阁反悔，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
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后来经过仔细考虑，又决定不延期。胡适认为，“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
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根本翻不了天，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不过会议期间，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
对于张学良，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