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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搞笑的是，南京政府经常欠发使馆工作人员薪水。蒋作宾只能自己垫付，结果垫款越来越多，把自己都搞成了穷光蛋。
十多年后，蒋作宾疾病缠身，穷困潦倒，住在重庆乡下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不济，他还在呼吁国民为抗日捐款。
直到蒋作宾去世，国民政府仍旧欠着他许多薪水，都是当初垫付给使馆员工的。
民国时候真不缺为国为民的清官好官，只不过这些人，一般都没啥好下场。就拿蒋作宾来说，他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可以称得上元老级别人物，而且还曾如此受重用，最终却晚景凄凉。
国好，我好。国穷，我穷。这是蒋作宾在抗战期间说的话。
周赫煊语气恭敬地说：“蒋先生，久仰大名！”
蒋作宾拉着周赫煊的手，大笑道：“哈哈哈，周先生，我可是等了你好些日子。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跑到苏联去了。”
“去苏联做什么？”周赫煊好奇问。
中国的驻德奥公使，怎么可能擅离职守，亲自跑去苏联呢？
蒋作宾解释说：“苏联跟**了，我想去从中联络一下，希望两国能够恢复正常邦交。”
“那可难了。”周赫煊苦笑。
“再难也要有人去做，”蒋作宾叹气道，“大家都说苏联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但都搞错了啊。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最多十年以内，日本必然入侵中国，到时候联苏抗日才是根本。所以，这苏联是万万不能断交的。”
“先生眼光长远，在下佩服。”周赫煊说。
蒋作宾连连摆手：“在周先生面前，我可称不上有眼光。你写的那本《菊与刀》，真是绝了，将日本分析清晰透彻，我前后拜读了不下十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周赫煊笑道：“蒋先生谬赞了。你去年坚持在国联会议上，用汉语发言，那才是让人钦佩呢。”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为国家讨点面子而已，”蒋作宾感慨道，“中国真正想强大，还得发展工业、军事和教育，不至于跟日本打仗时没有应付之力。”
周赫煊说：“这是正理。”
“国力需要发展，国家名誉也要发展，”蒋作宾笑道，“这次周先生在美国和法国，就为咱们中国争光了啊。我听说，周先生的《神女》，已经排在法国图书销售榜的榜首了？”
“那是沾了龚古尔文学奖的光。”周赫煊笑道。
自从荣获龚古尔文学奖后，《神女》的销量是一路飙升。想想也是，法国人喜欢把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当做圣诞礼物赠送，那销量不爆棚才怪。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神女》新增销量依然突破30万册，总销量超过50万册，成为在法国卖得最好的亚洲文学作品。
蒋作宾说：“周先生，如今你在德国也颇有名气了，这次的讲学活动，可要多多为国家做正面宣传。”
“那是当然。”周赫煊道。
如今来欧美讲学的国人，不管在国内多仇视政府，都不会讲自己国家的坏话。因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够糟糕了，他们只能选好的来讲，费尽千辛万苦为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哪像后世？
一个区区的留学生，毕业演讲时就敢说自己国家待不下去，美国的空气都是甜的。
蒋作宾突然问：“周先生想不想跟爱因斯坦来一次交流？”
“爱因斯坦？”周赫煊惊讶道。
蒋作宾说：“是啊，爱因斯坦在欧洲名气极大。如果你和他进行交流的话，肯定能够引起广泛关注，这对宣传中国也是有好处的。我尽量帮你联络，他多半也会同意。”
337【周赫煊的猫】
爱因斯坦如今不在柏林，他跟妻子和两个继女，刚刚搬进波茨坦乡下的卡普斯小屋里。
起因是这样的，去年爱因斯坦50岁大寿。柏林政府承诺要修建一座别墅，送给爱因斯坦做生意礼物，但相关部门对别墅的造价争论不休，最终这个计划只能作废。
爱因斯坦生气之余，干脆自己出钱在卡普斯买了块地，并委托建筑师康拉德建造了一栋避暑小屋。
“嗯，这里很不错，”爱因斯坦打量着刚刚修好的木质小别墅，对康拉德道，“你的作品让我非常满意。”
康拉德只是位年轻的建筑师，面对大科学家时非常恭敬，微笑道：“这是我的荣幸，爱因斯坦先生。”
妻子艾尔莎从屋里走出，挫着双手道：“可惜这里太冷了，烤着火炉都能把人冻僵，只能作为避暑的所在，冬天最好还是别住这里。”
爱因斯坦说：“这里离柏林太远，当然不可能长住，我们过两天就回去吧。”
就这样，周赫煊在柏林大学都讲学结束了，爱因斯坦才带着妻女返回柏林。他的终身私人秘书海伦杜卡斯，拿着五封信函过来说：“先生，这是最近几天的信件。”
爱因斯坦首先拆阅了比利时女皇的来信，接着又阅读其他几位科学家朋友的来信，最后才拆开中国驻德使馆发来的函件。
读完信件后，爱因斯坦问：“这个周赫煊有什么特殊来历吗？”
女秘书海伦回答说：“周赫煊先生是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准确预言了美国大股灾和经济危机，他的小说刚刚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他去年还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个人认为，值得一见。”
“那你帮我安排。”爱因斯坦没有太在意，拿出空白信纸给比利时女皇回信。
事实上，自从爱因斯坦出名以后，这十多年来，经常有人想要拜访他。不过爱因斯坦还是很挑人的，去年一整年，他只见了比利时女皇和法国数学家阿达马。
最有趣的是和阿达马的交流，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和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会面，他们谈论的主题居然是“战争与和平”。
三天后，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居所里，会见了前来拜访的周赫煊。
“你好，爱因斯坦先生。”
“你好，周先生。”
两人握手互相问候，然后各自坐下，好奇地打量着对方。
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戈端来两杯咖啡，微笑着对周赫煊说：“请慢用。”
至于女秘书艾伦，则坐在旁边，准备简要记录两人的谈话内容。
周赫煊忍不住多看了玛戈两眼，并非他对爱因斯坦的继女有兴趣，而是想起后世流传的那些八卦。
传闻，爱因斯坦离婚后，一度纠结于该娶表姐兼堂姐，还是该娶表姐的女儿。表姐是建议他取女儿的，但爱因斯坦感觉影响不好，最后还是把表姐给娶了，并和两个继女一起居住。
爱因斯坦此时在柏林还有个长期情妇，那个情妇正是继女玛戈的闺蜜，私生活说起来似乎显得很乱。
周赫煊收回目光，对爱因斯坦说：“很荣幸能跟您当面交流。”
爱因斯坦笑道：“你们中国的学者，好像都是这么年轻。”
周赫煊把这句话理解为轻视，立即回道：“你创造‘奇迹年’的时候，也很年轻。”
“哈哈，你说得很对，年轻不是罪过，而是一种资本，”爱因斯坦听出周赫煊的不满，改变态度道，“抱歉，可能我刚才措辞有误。几年前我去上海的时候，就遇到好几个中国学者，他们都非常年轻。我还记得有个叫张君劢的年轻人，他跟我讨论了社会主义。”
不仅有张君劢，周赫煊的另一位朋友张季鸾，也是当年陪同接待爱因斯坦的人。
周赫煊问：“您对中国印象如何？”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很复杂。”
“复杂？”周赫煊道。
爱因斯坦回忆说：“当时我走进上海的某条街道（南京路），路上全是热情的青年学生。他们脸上写满了狂热，甚至用双手把我举起来，这是我在其他国家从没有受到过的待遇。他们显然很尊重和热爱科学，而我在那一刻成为了科学的化身。从这点来说，中国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和希望的国度。”
周赫煊问：“还有呢？”
爱因斯坦继续道：“我喜欢中国的艺术，我在上海听了东方传统戏曲（昆曲），虽然不知道演员在唱什么，但感觉非常享受。还有一位叫王震的中国画家，邀请我去他家里作客，并送给我一幅中国画。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中国都留给我很好的印象。让我心情糟糕的，是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上海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社会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