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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人现在都在这窄窄的山顶，往前迈进两步，就会从北面直落入万丈深渊。我双手仍环绕着卡纳卡拉德斯，看上去像扶着他，实际上我们两人是相互扶持。
螳螂发出咔咔哒哒的声音，然后发出咝咝声。他摇摇鸟喙，尝试着说两句话：“我……很抱歉。”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们能听见他鼻孔里发出的咝咝声。“我说……按习惯，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登顶仪式？需要仪式吗？”
我看了看保罗，他似乎已经渐渐恢复过来了。我们两人都转头望着加里。
“现在吗，尽量别弄出什么差错送掉老命。”加里一边大口呼吸一边说，“虽然登上了山顶，但下山路上丢命的登山者多着呢。”
卡纳卡拉德斯似乎也在考虑这一点。他想了想说：“话是这么说，但我们既然站在峰顶了，还是应该举行一下某种仪式……”
“英雄照。”保罗还有些气喘，“该……照……几张英雄照。”
我们的外星人点点头，“有……谁……带了摄像器材？照相机？我没带。”
加里，保罗和我大眼瞪小眼，拍了拍风雪衣的口袋，然后开始大笑。在这种海拔上，我们的笑声听起来像三只海鸥在咳嗽。
“好了，虽然没有英雄照，”加里说，“我们还是得把旗帜拿出来呀。让胜利的旗帜永远飘扬在顶峰，这是我们人类的格言。”这么一大篇演讲使他头晕目眩，他不得不低下头，脑袋夹在两膝之间。
“我没有旗帜。”卡纳卡拉德斯说，“聆听者从来没有什么旗帜。”
太阳终于下山了，只剩下最后几道光芒在西面连绵的山间闪耀着，橙红色的阳光映照着我们僵硬却挂着微笑的脸庞，护目镜和结着冰壳的手套、风雪衣都在闪闪发光。
“我们也没带什么旗帜。”我说。
“那好，”卡纳卡拉德斯说，“那我们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吗？”
“现在该做的就是活着下山。”保罗回答。
我们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站起来，从闪着光亮的雪地里拔出冰镐，沿着来时的足迹，在暮色沉沉的雪原中下山。
嘎尔文·奥斯腾冰川，海拔１７，３００英尺
我们只花了四天半时间就下山了，中途还在Ｚ字形山脊的三号营地休息了一天。
天气一直不错。成功登顶那天，我们凌晨三点才回到最高的营地，即位于冰壁下方的六号营地。一丝风都没有，所以来时的足迹在头顶灯的照耀下清晰可见，每个人都走得很顺利，没有人滑倒或冻伤。
那以后我们就下撤得很快了——第二天破晓时才出发，天黑前就到了四号营地。在乔戈里峰的众山神大发雷霆，风暴把我们困住之前，我们就离开了死亡区，回到了四号营地。
说起来很奇怪，在二号营地下一个相对平坦的雪脊上居然发生了惟一一次小事故。当时我们四人没有结绳，各自寻找下坡路。当时大家都心事重重，觉得筋疲力尽。攀登快结束时常常这样。卡脚下突然一松——也许当时他的某一条后腿被绊住了，不过他后来极力否认这一点——肚皮着地摔了下去（或者说正面外壳的下半部分着地），六条腿都在冰面上滑动着，冰镐也飞了出去。卡开始迅速下滑。如果只下滑一百码左右，那倒没什么大碍，但如果滑远了，就会垂直落入一千英尺的冰川。
幸亏加里在前面，离我们其他人一百步左右。他朝冰里劈入冰镐，把绳索在自己身上绕了一圈，在冰镐上绕了两圈。时间估算得刚刚好，卡正好滑到，于是他飞快地俯在冰雪山脊上，伸出手一把抓住卡纳卡拉德斯的三根手指。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对玩杂技的空中飞人。绳索绷得紧紧的，冰镐稳稳的，人和螳螂钟摆似的来回晃动了两次半，这才结束了这场险剧。第二天，去冰川剩下的那段路上，卡只好在没有冰镐的情况下将就了，走得倒也很稳当。现在我们知道虫族尴尬起来是什么样子了——他的后脊羞成了一片深橙色。
终于走过了山脊，我们又采取结组的方法穿越冰川，但大家一致认为下降时应该靠近乔戈里峰东面。前段时间的暴风雪已经遮盖了所有冰裂，但过去七十二小时里我们没有看见也没听见任何雪崩。靠近东面的冰裂要少得多，但如果雪崩爆发，我们就完了。靠近东面有一定的风险，但可以较快地脱离雪崩区。如果从冰川中部下去，得探索冰裂区，时间就会多花两倍。
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越过冰块上的岩石带就能看到大本营的红色帐篷了。
加里说：“也许我们该谈谈我们的火山交易，卡。”
“是啊，”我们的虫发出咔咔哒哒咝咝声，“我也一直期待着和你们讨论这个方案呢，我想也许——”
我们没有看见，但听见了——雪崩，就像几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样从乔戈里峰正面迎头冲下来……
我们都凝固在那了。我们试图看清雪崩的痕迹，绝望中还存着那么一丝希望，希望雪崩是在我们身后远远的冰川上。但是雪崩就在我们上方，横跨过我们头顶四分之一英里处的冰峡，速度越来越快，直向我们扑来。咆哮声震耳欲聋。
“快跑。”加里大吼。
我们飞奔着往下冲，根本顾不得正前方有没有冰裂，只是一个劲拼命向下冲，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比时速六十英里滚滚而来的冰雪巨石跑得还要快。
我突然想起我们四人还被最后一根蛛丝绳连在一起，每人相距六十步，绳索都系在索具上。对加里、保罗和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三人都在竭尽全力朝着同一方向，以同样的速度逃窜。那天我才真正见识了螳螂的全速奔跑——六条腿全用上了，手也可以当脚用——我这才知道，卡如果以最高速度奔跑，速度可以比我们快四倍。也许他可以在这场与雪崩的战斗中获胜，因为雪崩掀起的巨浪只有南面擦到了我们。也许他能逃出去。
他连试都没试。他并没有砍断绳索。他和我们一起奔跑着。
雪崩的南边与我们擦身而过，把我们凌空抛起，又使劲把我们拽下来，坚韧的蛛丝绳都弄断了，然后又把我们抛起，又埋没了我们。最后我们被卷到冰川底的冰裂缝里。我们几个被永远地分开了。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三个月后，我坐在国务卿的接待室里。我可以慢慢回想这一切了。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所有的人——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包括虫族——的心里总是被那段时日的回忆填得满满的，世界之歌开始了，并且越来越繁复美丽。说来奇怪，世界之歌根本没有扰乱人们的心思。我们照样工作说话吃饭看高清晰度电视做爱睡觉，但是世界之歌一直萦绕在大家周围，不论你想听与否。
真难以相信，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听过这支歌。
人们不再叫他们虫子或螳螂或聆听者。每一个人，每一种语言，都称他们为歌的使者。
同时，歌的使者不断提醒我们，他们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世界之歌，只是教我们学会倾听而已。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幸存下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幸存下来的会是我，他们却没有。
理论上讲，人可以沿着雪崩表面畅游，但实际上没人有一丝机会。风雪和岩石，像一面宽阔的墙壁，冲击着我们，推倒了我们，把他们三个都带走了，只把我吐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没人知道，恐怕知道原因的只有乔戈里峰，甚至连它可能都不知道。
在离我们开始逃避雪崩处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赤裸着、遍体鳞伤的我，没有找到加里、保罗和卡纳卡拉德斯。
急救ＣＭＧ三分钟就到达了现场——那些ＣＭＧ大概时刻准备着处理这些意外——二十个小时的深层声波搜寻只是徒劳。为了找回我的朋友们的尸体，士兵和官僚们正准备用激光切割到冰川下方的三分之一处，没想到会有人——而且竟然是发言人艾德——卡纳卡拉德斯的父亲——出面阻止。
“让他们就在原地安息吧。”他命令一旁不停忙碌的联合国官僚和紧皱着眉头的陆战队上校们，“既然他们一块死在你们的世界，就应该让他们一块留在这个世界的怀抱里。他们的歌声现在已经联在了一起。”
世界之歌响起了——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