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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一定要搞清楚文明复兴的原动力是什么的话，那么，以唐龙为代表具有东方思想魅力的“新人类”就是这样的动力源。由此，我们再回复到最初的有关“中强美弱”的讨论上，也就可以清晰的揣测出，这一局面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简单历史重复，而是一种文明理性的再次回归。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人们十分热衷于这篇小说的讨论，并从讨论中演绎出了两个论题，即所谓“福地”情结和“文革”情结。
可能，很多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都会发现，事实上，韩松的这篇小说是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作的。在文章中，“我”多次告知读者，自己现在身处“福地”，并且一再暗示所谓“福地”与外星人有关。这几乎成为了整篇最难以捉摸且并没有最终答案的“伏笔”，而作者却常常以其调动读者的阅读欲。
那么，到底什么是“福地”，作者又为什么一定要写“福地”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只有作者本人。而其他种种猜测，绝大多数是对于作者原意的曲解，因此不足为信。不过，如果参照韩松的其他作品和评论界的普遍观点，就我个人认为，这个论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是他（韩松）的风格！
至于所谓的“文革”情结，则需要有一个认真的辨析。这个论题的由来，主要是源自“漫记”中，有意无意的渗透出来的“文革”气息，仿佛作者有意在隐喻什么。而就目前所掌握的有限的有关韩松的个人背景信息中，很难找到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
然而，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角度，从“文革”本身去寻找原因的话，问题仿佛也就豁然开朗了。首先，有必需尽量淡化有关“文革”的政治因素和感情因素的制约，而选择以纯粹历史的，或者说是纯粹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剖析“文革”的人文实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文革”只是一种文明超越阶段的极端化之后的一种畸形生态的表现形式，而在当时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文明的异化缺少制衡机制，最终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我们可以认为，文明生态的异化与“文革”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话。随即，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既然文明生态异化的可能存在于一切文明形态中，那么这种“异化”的表现形式与“文革”有类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理解“漫记”的人文内涵：“漫记”在形式上写的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但在内容上记述的是文明在不同的历史层次上所处的不同状态，也就是文明的“多面”——在他上升的时候，他像是美丽的安琪儿；而在他衰落的时候，它变成为了撒旦的化身。而对于处于不同文明“面”上的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也就成为了文章中的人文关怀的着色点。
曾经有一位老先生讲：“大凡出类拔萃的文章家，必要有‘四才’：小说、新闻、治史、国学。”纵观国内的“当红”的文字名家，能有此“四才”者寥寥无几。许多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小说）缺乏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经不起时代的检验和推敲，不少学者都为此忧心如焚。我们并不否认，时代的前进必然带来文艺思想跃进，但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巨浪，我们的作家是否必然要成为所谓“码字工”呢？因而，能看到像《2066年之西行漫记》这样一部具有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中国文艺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