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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回事儿。”
“我有个朋友，是在象棋俱乐部认识的，他在华盛顿工作。我把你的主意告诉了他，还说这些不全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
“当然。”
“他建议我把想出这些点子的人组织成一个智囊团。只要我们能做出成果，他就会付给我们报酬。”
“我可不是来拯救世界的。”特里格尔说。
“确实，但你已经帮了我们大忙。格伦德还跟我说过，鹰首狮身兽知道所有关于生态的知识—一虽然他们的词汇可能贫乏了些。”
“恐怕是这样。”
“既然他们来到了这个世界生活，那么，保护生态对他们也有好处，不是吗？现在，趁大家都在，我建议我们找个地方——比如说这儿，每月一次——你们来告诉我你们对这些问题的独特见解。你们对生物灭绝的情况知道得肯定比谁都多。”
“那当然，”格伦德晃晃杯子说，“我们还应该找雪人参加。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从那个大盒子里出来的就是音乐吗？”
“嗯。”
“我喜欢。要是我们真地成立那个什么团，你能赚到足够的钱开酒吧吗？”
“我会把整个小镇都买下来。”
格伦德同鹰首狮身兽们飞快地交谈起来，大脚野人的喉音和鹰首狮身兽的尖叫充满了整个屋子。
“你的智囊团宣告成立，”格伦德说，“而且他们还要更多的啤酒。”
马丁转身看着特里格尔。
“那些都是你的点子。你怎么想？”
“时不时地来看看也许还行。”顿了顿，特里格尔又问，“拯救世界的事儿就说到这儿吧，想再下盘棋吗？”
“干吗不呢，对我又没什么损失。”
马丁和特里格尔向放棋盘的桌子走去，格伦德接手了吧台。
三十一步之后，马丁击败了独角兽，然后摸了摸它的角。
钢琴的琴键跳跃着，小小的斯芬克斯在酒吧里飞来飞去，四处寻找溢出的啤酒。
《杜比林的演讲》作者：艾伦·斯蒂尔
中西部一所大学校园里，清冷的秋夜。随着一阵凉风刮过，通向大礼堂的走道上落满了松球和枯叶，道旁光秃秃的树木也正预示着冬天的到来。歌特式的窗户里射出的灯光，照亮了那一群正冲冲赶往前门的学生和教职员。今晚将有一位著名的客座演讲者莅临，大家都不想迟到。
另有群学生正聚集在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些人举着抗议的标语，另有些人则忙着向愿接他们的传单的人发送传单。大多数人接过黄色的照相复制件之后，要么简章浏览后塞进口袋，要么则干脆地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箱；许多人都看了一眼他们的标语，但并没有在意。
敞开的双层门上贴着一张通知，禁止任何人携带照相机，摄影机或者录音机入内。门内，两边各站了一排今晚特地雇来的下岗警察。他们负责检查校园的身份证，个个手持卿卿叫的便携式金属探测器，搜查学生是否带有金属物品入内。那些被查出携有比钥匙环、眼镜或圆珠笔更大或者更有嫌疑的金属物品的则被逐出门外。警卫背后的垃圾箱里几乎装满了铅笔刀、启瓶器、打火机等物品，它们的主人扔下它们是因为大都不愿专门跑回寝室或汽车放下这些东西而冒听不成这次演讲的风险。因为座位有限，而且校方也规定不允许在走道上加座或旁听。
抗议这次活动的两名校园组织的成员，被当场从夹克下搜出了隐藏的横幅。警察把他俩夹着送出了礼堂，那些人对他们的横幅看也没看，便扔进了垃圾箱。
可容纳１８００人的礼堂已是座无虚席。舞台上被挪空，正中放着一把直背的橡木椅，边上有一排长椅。椅腿都被牢牢地固定在地上，扶手上也安了金属的手镣，两边吊着松松的皮带。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隐隐约约地联想到监狱里的电椅。
舞台两边各站了四名州警察，在大厅背后还站了几个。他们要么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要么用手按着防卫带，上面系着左轮手枪和毒气筒。许多人都在窃窃私语，谈论着这么多人的礼堂里这么久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居然闻不到有吸大麻的气味。
八时十分，礼堂里的灯光变暗，几束聚光灯打在了舞台中央。当社会学系的主任从后台上场时，台下的学生慢慢停止了交谈。这是位看上去就让人肃然起敬的学者，刚五十出头，头发微白，目光严谨，——他越过那一排警察，走上了舞台中的演讲用的小台架。
系主任一边看着自己手中的索引卡，一边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用了几分钟声明，今晚的演讲者并不是请来提供娱乐随便听听的，而是上一堂客座讲座，内容是关于社会学４５０，社会学５１０和社会学５２０的。坐在前六排最佳位置的他的学生，则尽量不太声张地打开了笔记本，准备好钢笔。他们是被选中到这儿来学些知识的少数学生；似乎是为了防止学生产生自以为是的骄傲情绪，系主任又提醒他们，有关今晚讲座的论文将必须在星期二晚上十点前交齐。接着，他又告诉观众，在演讲人的开场白中，任何人都不允许发表评论或者提问，并且任何一个以任何方式试图打断或者中止演说的听众都将被押送出去，很可能被拘留起来。这几句话引起台下一阵骚动，但系主任又很快将它平息了下来，他宣布，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的话，演讲完了将有一个自由问答时间，到时听众可以自由提问。
现在系主任看上去不那么轻松了，他有些不安地看着手上的索引卡，似乎是在玩扑克牌时，又摸了一把坏牌，演讲人讲完以后，他又加了几句（现在他声音小了一些，并且有些犹豫地），宣布在自由提问时间结束之后，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的话，将会举行一场特别的演示。
台下的观众又议论开了。嘀咕声，低语声，还有阵阵压抑不住的笑声纷纷响起；观众有的在东张西望，有的紧皱眉头，有的阴沉着脸，还有的飞快捂着嘴巴，不知在笑什么，台上的警察仍旧纹丝不动，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眼睛不是东扫西瞄。
系主任知道他无须为这位演讲者介绍，因为后者的名声早已蜚声四处，他进一步的介绍，好一点呢，会被认为是多余没用的，糟糕一点呢，可能就被看作是愚蠢了。因此，他只是转过身，开始朝后台走去。
突然他又停住了，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他脸上闪过一丝困惑，确切的说，是一种明白的恐惧——当他看见什么东西从舞台左侧的幕布处一晃而过。接着他很快地转了个身，朝着反方向走去，直至从站在舞台右侧的两名警察身边消失。
台上有一刻的死寂。接着，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走上了舞台。
他个儿很高——大约六尺有余，体格魁梧，看上去属于那种一生中大部份时间都在干很重的体力活而最近略微发胖的人——但是他的脸，尽管第一眼看上去也许会觉得蛮横，却是非常仁慈还带着一股奇特的青少年时代的特征，仿佛是一个还保留了一些童年时代特点的成年人。他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在圣诞夜扮成圣诞老人给无家可归的人送礼物的那种人，或者可以让小孩随便当马骑的大人，亦或一个随时都会在你车打不燃火时帮你推车、在邻居老太大买杂货回来帮着拎东西的热心肠的人。事实上，当他几年前在另一个城市被捕并被指控为谋杀十九名年青黑人的凶手时，生活在周围的那些中产阶级白人都认为警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直到中情局特工在他家地下室发现了保存在瓶子里的几位受害者的耳朵，并且他的供词让他仍找到了那十九座无名墓时，真相方得以大白。
现在他来了：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正慢慢登上舞台，胳膊下夹了一个马尼拉纸的文件夹。
他穿着件蓝色的狱服，要不是身后紧跟着一名手持警棍的州警察，他看上去一定象是位赛场英雄，或者是一名著名科学家，再不就是位畅销小说家。有几名学生下意识地鼓掌，但突然又意识到这是个不适合随便鼓掌的时候，于是举起的手又只好无趣地放回了口袋。坐在后排的几个联谊会的男孩吹起了口哨，其中一个还向周围的人大声说着残害黑人的旧事，这时有三个警察——决非巧合地，其中两个也是黑人——朝他们走来。还没等杜比林坐下，这几个男孩已被带出了礼堂；但就算他听到了他们的交谈，他脸上也不会显露出什么神色。
事实上，他简直毫无表情。既没有听众所期望的、四年前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