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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步入走廊，收到了语音信息。只有一条，从医院发来的，是关于朱丽亚的：“我们知道，你是福尔曼太太的丈夫，请你尽快打电话与我们联系……”接着显示的是一值叫拉纳医生的分机号码。我立刻拨了电话。
医院总机把我的电话转接过去。“重症监护室。”
我说要拉纳医生听电话，然后等着他来。
我说：“我是杰克·福尔曼。朱丽亚·福尔曼的丈夫。”
“哦，对了，福尔曼先生。”一个令人愉悦的、具有旋律的声音，“谢谢你回话。我知道，昨天晚上你陪着你妻子来的医院，对吧？那么，你知道她的伤势——或者我应该说，她的潜在伤势——的严重程度。我们真的认为，她需要接受颈椎骨骨折、硬膜下血肿的彻底检查，而且她还需要接受盆骨骨折检查。”
“是的，”我说，“昨天晚上是这样告诉我的。有什么问题吗？”
“实际上，有问题。你妻子拒绝接受治疗。”
“她拒绝？”
“昨天晚上，她让我们作了透视，让我们给她的手腕复位。我们跟她解释，透视让我们观察到东西是有局限的；因此，进行核磁共振成像对她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她拒绝接受该项检查。”
我问：“为什么？”
“她说，她不需要核磁共振成像。”
“她当然需要。”我说。
“对，她需要，福尔曼先生，”拉纳医生说，“我不想让你感到恐慌，但是，盆骨骨折可能形成腹腔大面积出血，可能，嗯，出血致死。它可能很快出现，而且——”
“你们要我做什么？”
“我们想你和她谈一谈。”
“没问题。把电话转给她。”
“不巧的是，她刚去接受进一步的Ｘ光检查。可以提供和你联系的电话吗？你的手机号？好的。还有，福尔曼先生，我们无法从你妻子那里了解精神病史的情况……”
“为什么呢？”
“她拒绝谈及这方面的情况。我指的是毒品和行为问题史那方面的东西。你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什么情况吗？”
“我会……”
“我不想使你感到恐慌，但是，你妻子一直——怎么说呢——有一点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时几乎处于幻想状态。”
“她最近承受的压力很大。”我说。
“对，我肯定那是一个因素，”拉纳医生平静地说，“而且她的头部又严重受伤，这方面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我不想使你感到恐慌，但坦率说来，精神病顾问的意见是，你妻子患的要么是狂躁和忧郁交替症，要么是毒品引起的疾病，甚么两者都有。”
“我明白了……”
“当然，通常在单辆汽车的交通事故中也涉及这样的问题……”
他的意思是，这次事故有可能是未遂自杀。技觉得那种可能性不大。
“我不知道我的妻子在吸毒，”我说，“但是，我一直对她的行为感到担心，约有，嗯，有几周时间了。”
里基来了，焦躁不安地站在我的身旁、我用手捂着话筒，“是关于朱丽亚的。”
他点了点头，看了一眼手表，皱起了眉头。
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和医院的人谈及我妻子——他的顶头上司——的病情时他会催促我。
那位医生唠唠叨叨地说了好一阵，我尽量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事实上没有任何可以帮助他的信息。他说，朱丽亚回来后，他叫她给我打电话，我说我等她的电话，我挂断手机。
里基说“好的，很好。不好意思催你，杰克，可是……你知道的，我有许多东西要让你看。”
“时间上有问题吗？”我问。
“我不知道，可能吧。”
我刚要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已经开始领着我朝前走，走路的脚步快捷。我们离开宿舍区，穿过另一道门，到了另外一条走道。
这条走道——我注意到——是完全密封的。我们沿着一条悬在地板上的玻璃走道向前。玻璃上有小孔，玻璃下面是一排排用来抽吸的真空管道。到这时，我已经习惯了空气净化机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噪音了。
在走廊的中部有两扇玻璃门。我们一次得经过一扇。我们经过时它们自动分开，随即立刻关闭。我继续朝前走，心里再次感觉自己身处监狱，感觉自己穿过一道又一道防卫严密的大门，渐渐进入某个地方。
它可能安着高技术装备，竖着闪光的玻璃墙——然而，它仍旧是监狱。
《猎物》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第６天 上午８点１２分
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大房间，门上标着“杂品”，下面的字样是“分子材料／装配材料／营养材料”。房间墙壁和天花板都覆盖着我见过的那种光滑的塑料薄膜。地上堆放着巨大的覆膜容器。我看见右侧有一排不锈钢反应釜——它们半截埋在地下，四周安着许多管道和阀门，有一层楼那么高。它们看上去与小型啤酒发酵罐一模一样。
我正要开口问里基，这时他大声说：“原来你们在这里！”
在监视屏幕下接线柜前忙碌的是另外三名我原来的团队成员。他们看到我们时，显得有点心虚，就像孩子伸手偷吃糖果时被人看见了。当然，博比·伦贝克是他们领头的。博比３６岁，更多的时间担任监督而不是编程工作，不过他愿意时仍然会编制程序。他和以前一样，还是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印有鬼魂图案的壳牌Ｔ恤衫，腰间挂着与他形影不离的随身听，
另外一个人是常梅——她和其他女人一样，与洛西迥然不同。梅曾是一名从事野外工作的生物学家，在中国四川省研究金丝猴，２５岁左右转行搞程序编制。野外工作经历和自然科学爱好使她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梅不爱说话，行动轻手轻脚，从来不提高嗓门——但是，她争论起来也从不让步。与许多在野外工作的生物学家一样，她具有不可思议的融入环境的能力，可以不被人注意，几乎失去踪影。
最后一位是查理·戴文波特——他脾气粗暴，皱纹满面，３０岁时身体就已超重。他说话不急，动作缓慢，看上去像是和衣而睡后刚起床；在完成了一项马拉松式的编程工作后，他常常那样睡。查理曾经分别在芝加哥的约翰·霍兰德和洛杉矶的杜瓦内·法默领导下工作。他是遗传演算专家，那种程序模仿自然淘汰来仔细分析答案。但是，他的性格使人难以接受——他爱哼歌，他哼着鼻子说，他自言自语，而且还肆意地大声放屁。小组成员容忍他的惟一原因在于他才华横溢。
“干过活儿真的需要三个人吗？”里基在我和他们——握手之后质问。
“是的，”博比回答说，“确实需要三个人干，根，因为它很复杂。”
“怎么啦？别叫我根。”
“我服从，根先生。”
“你们继续干吧……”
“怎么说呢，”博比解释说，“今天下午出事以后，我开始检查那些传感器，我觉得它们没有校准。但是没有人出去，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我们的读数错了，要么那些传感器本身就有毛病，要么这里的设备所定的数据有问题。梅知道这些传感器的特性，她在中国就使用过。我现在正在修改编码。还有，查理在这里，因为他不愿意丢下我们离开。”
“废话，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查理说，“不过，控制传感器的规则系统是我编写的，需要在他们弄完以后优化传感器编码。我等在这里让他们先检查传感器。然后，我进行优化。”他盯着博比。“这些家伙没有哪一个会搞优化。”
梅说：“博比会做。”
“对呀，如果你给他６个月时间，可能他会做。”
“孩子们，孩子们，”里基说。“不要当着客人的面吵架吧。”
我干巴巴地笑了笑，实际上，我没有注意他们的话。我只是看着他们。这些人是我的优秀程序编制员——当初在我手下工作时，他们非常自负，简直到了骄傲自大的地步。但是，使我感触很深的是，他们的神经现在非常紧张。他们全都紧张不安，吵吵闹闹，神经过敏。而且，我回想起刚才的情景，洛西和大卫也显得紧张不安。
查理开始以那种特别烦人的方式哼了起来。
“噢，上帝，”博比·伦贝克叫道，“请你叫他住嘴好吗？”
里基说：“查理，你知道，我们谈过你哼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