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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话来异常柔和而且好听，全身显得沉着而文静。
“是楼里的女管理员介绍我来找您的。”青年人对我说。他从我的表情看出了我并不想把房间租给他，便立即住口了。“请原谅，我知道是白白地打扰您了。再一次请您原谅。”
他转身就要走。这种在当代令人难以置信的文雅使我深感惊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是有所过失的。
“请等一等，”我阻止了他，“您在哪儿上学？”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还在犹豫不决。是确认我拒绝了他呢，还是允许他住到我这儿来？他是怎么回答的，我也没有听清，好象说的是什么控制论，不过这倒无关紧要。孤独的生活早已使我感到百无聊赖，而这位卡林·巴甫洛夫也不象是会妨碍我完成论文的那种人。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向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不要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不要把姑娘带到屋里来。
“不带姑娘来，这是什么意思？”他问我。
我感到这是放肆，至少也是在嘲弄我，我已经准备回绝他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他的眼睛。于是，我又犹豫起来。我为自己提出的这个不合情理的、粗鲁的警告而感到内疚，便连忙向他解释说，对于青年人来说，有个女朋友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感到，即使在这个时候，卡林也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孩子般的、可说是幼稚型的表情。这种表情征服了我，也使我放心了。
我让他看了看即将属于他的那个房间，给了他外间的钥匙。很快，他就把放在管理员那里的箱子提了进来。至于房租，我们还没有谈。向他收多少钱，我毫无概念，而且对我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也没有问一问房租是多少，虽然看上去他绝非富家子弟。
我对这个青年人并没有看错。他十分规矩地遵守了我所提出的条件，以致于我甚至都没有感到他的存在。青年人只向我提了一个唯一的要求：请我允许他在房间里再安上一个电源插座。看来，他正在准备迎接考试。所以几乎从不出门，我没有看到有谁来找过他，因此我想，他在城里是无亲无故。
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同住在三楼的一位教授的女儿、我们宿舍的居委会主任说话，不禁大吃一惊。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只听到他对那位姑娘说：“不知道，我不了解。”姑娘嫣然一笑，以难以掩饰的多情的目光望着他。这是一位美丽、严肃的姑娘，我知道她在语文系学习，而且已经有了对象。晚上我问卡林，他是怎么认识教授的女儿的。
“我并不认识她，”卡林回答说，“她站在门外，我问她在等谁，我们就说了几句话。”
“这么说，你是随便问问的罗？她也没有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呢？我只不过问了问她在等谁嘛！”
他用那双透明、晶亮的蓝眼睛望着我，仿佛想弄清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使我感到愕然。
“可是，这种好奇心是要不得的。”我对他说，我忽然想起，这个青年人丝毫也没有关于道德的概念。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现。
“您是想说，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什么也不能问吗？”
“不，不是的，这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和我们同被问人的熟识程度。”
“我不明白。”他这样回答了我。
我感到有点恼火，但仍决定对他盘问到底，以便对他能有完整的概念。
“我要问您，”我说，“怎么，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卡林平心静气地回答说，“不过，我再也不向陌生人提问题了，谢谢您指点了我。”
青年人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我又感到他纯粹是在戏弄我。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在他这种岁数的人都是会这样干的。可是，从我的房客的言谈和举止中，又有某些东西可以完全否定这种假设，大概教授的女儿已经感到了这个“某些”，否则就很难理解她为什么那么温柔地接受了他的盘问。
我的房客干的另一件怪事也是属于心理性的，但它对我的影响却要大得多。这是在新学年开始的前夕，我散步回来，一进门，发现两部电梯都关着，原来是停电了。站在电梯门口的人都很沮丧，有的人气愤地嘟哝着，一位手坐提着沉重的网兜、住在七楼的妇女显得尤为激动，她是担心在丈夫回家之前赶不出午饭来。楼梯前面的平台上，她的两个儿子正在追逐嬉戏。卡林站得稍微靠后，认真地倾听着那些应当说是毫无意义的谈话，那双碧蓝的眼睛流露出他的好奇心。似乎他是第一次听到人们这样疯狂地诅咒这一技术上的故障。我打了个招呼，就朝楼梯走去，准备自己上楼，这时，卡林也参加了大家的谈话。
“我来帮您吧，”他对那位提网兜的妇女说，“我把您的孩子抱上去。”
在场的人都默默地望着我的房客，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经把两个孩子分别扛到了肩上。孩子惊讶的程度也不亚于大人，但仍然快乐地喊起了“乌拉！”卡林扛着他们，在通向楼梯的门后消失了。
大家都愣住了。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轻，很快便听不到了。住在三楼的那位教授首先醒悟了过来。
“多么富有生命力啊！”他惊异地自言自语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肩上扛着四十公斤还能跑着上楼，不可思议！我搞了三十多年的生物化学，真是活见鬼，很难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没有能够把话说完，因为卡林己经连蹦带跳地跑下来了。他甚至都没有喘气。尽管天气很热，脸上也没有出汗。这位青年人几乎都没有发现自己的举动给大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
“现在该抱您了。”他对那位提网兜的妇女说。
“不，不，您这是怎么啦？！”那位妇女吓得直往后闪。
“可是，他们没有房门的钥匙，他们在门口等着您呢，请允许我……”
那位妇女躲到了教授的身后。
“年轻人，”教授小声地说，“您这是当真吗？难道您也能把这位太太抱上七楼吗？”
“孩子们在等她呢，”卡林重复了自己有力的论据，并朝我看了看。“或者，也许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对吗？”
从他那纯洁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感到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的这种诧异完全是真诚的。
“是的，卡林，”我说。突然间，我感到自己要对他负责。“不能这样干，这样干是不对的。”
我相信，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
“谢谢您，”卡林想了想，说，“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帮助一个女人呢？”
我默默地望着他。忽然，我感到荒唐的倒不是他提的这个问题，而是我自己的结论。当然，我还可以坚持说“不行”。的确，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方式去帮助一个女人呢？难道我们心目中的关于可以还是不可以、允许还是不允许的陈腐的概念就不荒唐可笑吗？在一心去做好事的时候，我们在心理上要遇到多少障碍呀，这简直令人吃惊！
晚上，我又为我的论文增添了几页。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不但我们这个楼，连整个住宅区都议论起我的房客的非凡的力量了。不知是谁散布说，他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我本人也确实接近于这样的结论，至少我发现他的内心非常奇怪地不协调。他在数学、物理，甚至哲学方面都表现了非凡的学识，另一方面，却连普通的生活常识都不懂。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好象是在一个闭锁的、与人们没有丝毫接触的书本的世界里长大的。
卡林的举止总是那么文雅、彬彬有礼。他大概在一个食堂里用餐，因为从来没有要求过使用我的厨房。每天晚上，他总是准时在九点夹着一堆书回来，接着就坐下来阅读。我感到他整夜整夜地在读书，因为他房间里的灯是常明的。每到月底结算电费的时候，他的电费要比别人高出一倍。在其他方面，他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已不再提那些古怪的问题了。有两次，我看到他同教授的女儿在谈话，一次是在楼梯上，另一次是在我们住宅区的小公园里。这没有任何不合情理之处，只是一般的年轻人之间的交往而已。即使他们之间有更深一层的东西，也与我毫不相干。
我们楼里的住户都已经很了解他，对他也习惯了。除此之外，他那助人为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