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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是的。”她答道。我知道她是深信不疑的。她举了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实际上，她越说，我越信。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问。
“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这就是原因。”她坚定地说，“世界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开始信奉异端邪说，正拉帮结派。”
“就像丘疹？”我举例说明。
“对。”她说。我看到她鼻尖上已长出一个小脓疱，“它是这样产生的：一个狂热分子碰上另一个狂热分子，然后两人又遇到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很快，所有狂热分子拥有同一种信仰——很快，他们的信仰成为现实——他们开始与现存世界对立，要用非现实来取代现实。”
我点点头，集中精力要把周围的一团雾裹起来。
“世界多变，人们就笃信变化。他们也就更坚强。长此以往，恐怕我们是世上仅存的正常人了——我们正处于险境。”
“他们人多势众，是吗？”我试探着问。
“比这更糟——他们的不同观点正腐蚀着空间结构！连地球的形状都在改变！是真约，地球有一段时间曾是平的——直到人们相信它是圆的，地球来转动。芝＋
我转过身看她。她也消失在迷雾中，露在外面的只有她的嘴巴。
“但世界确是梨形的。”我说，“我是从《科学的美国人》上读到的。”
“那你为什么认为地球在改变形状呢？”那嘴巴问道，“因为某个民族自以为大，地球正膨胀起来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
“哦。”我说。
“是新闻传媒的错——电视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他们不停唠叨世界在变化——而且信徒剧增。”
“嗯，”我说，“当今世界的形状是如此，变化就得由——”
“哦，上帝——也不是你！你们总说世界会变成碎片——从接合处裂开——”
现在连那张嘴巴也不见了。
我呆在那儿。我没错。其他人也注意到了，墙表一片斑驳，上面还有无数的洞。一时间碎片纷扬。但另一端潮水还未突墙而来。
我的手指探进洞去，摸到了柔软的胶面，它还未完全融化。
至此，我的眼睛一筹莫展——不单眼痛难言，连自我也有刺痛。我感到我晦涩难懂。
“找到自我了吗？”公园里一个演说家问道。（我视而不见——我记得先前找东西的经历。我当然不想再搜寻什么。）我向前走。
走了会儿，又有个演说家——此人站在肥皂箱上，“我们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他抑扬顿挫地说，“在这里，人们可以有不同的信仰。”
我揉揉眼睛，局促不安地感到天花板正裂开一条条缝隙。
“每个人都能站起来谈论自己的事业——任何团体可选择他们的信仰——只要愿意，我们可以重建世界！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重建！”
一切都摇摆不定——在正误问摇摆。
“但最重要的是，”他继续说道，“不管我们有多大矛盾，我们都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我们伟大的民主制度让我们减少分歧，达成妥协。我们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长远来看，这种崇高的自由和个人行为将有助于我们为众多的人谋福利！”
在我听来，真是棒极了。
我回到家。工人刚糊好墙纸。怪啊，曾掩盖在花花绿绿墙纸下、坑坑洼洼的墙面看上去是多么的光洁。
我看不出哪儿粘了浆糊。内层结构光秃秃的表面也在雾中消失。天花板比以前更低了。
我歇了会儿，抚摸那只猫。我一进门，它就冲我招手，“你好，人。”猫说，“给我个大麻香烟吧。”
“不能啊。我自己有些麻烦。”
“好吧，那给我一块钱。”
“干吗用？”
“去旅行。”它说。
“好。”我给了它一块钱看它走。
它嘴里含着钞票，把钱点亮后抓起手提箱，一口气奔出三万英尺，向西奔去。我不明白。雾越来越浓，交通警已停止了一切交通。
我想问些问题，但一时半会儿记不起来了。哦，对了——不太重要。但我希望能想起来。
电视上的人是个医生。他坐在电视机上，两脚在屏幕前摇晃、（他鞋底的防滑片擦着屏幕），说毒品正危害着现实世界。毒品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世界观来损害人的正常思维，直到人看不到现实为止。
“再见吧，趁他信仰未变。”我咕哝着关掉电视，把他撵走了。天色渐晚，我要睡会儿。我还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别照处方上写的做。墙纸已在剥落了。
事实上，现存的只有一个空壳了。乍看像是巧克力布丁做的。可能就是，也可能是毒品砌成的。可能毒品正改变着我们的群体思维——但我什么也没注意到。
（郑曙芩 译）
《科幻之路》（第四卷）作者：＇美＇ 詹姆斯·冈恩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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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超现实
科幻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幻想小说。其写作手法是使幻想世界显得真实。所以，科幻小说中幻想与现实同等重要；因为对故事事件的理性解释会降低故事的可信性，也将大大减少故事的科幻成分。这明显产生了一个矛盾：科幻小说是幻想小说中的一种，但幻想成分越多，就越不像科幻小说。
第_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空前恐慌造就了小说分类体系以外的新的类别，“达达主义”便是其中之一，“达达主义”在艺术、写作上抛弃了整体秩序这个概念，采用了故意疯狂的手法。约在１９２４年，它发展成“超现实主义”。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事件无一定顺序，犹如梦中经历的一系列杂乱无章的事件或回忆。”“荒诞剧”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把人描写成一个在不可知世界中傍徨的动物，“反现实主义”不再像现实主义那样依赖于情节Ｌ、背景、意图、人物刻划、因果关系，有时候还有逻辑。早期的反现实主义作家有乔伊斯和卡夫卡。当代反现实主义作家风格不尽相同，主要有塞缪尔·贝克特、乔治·刘易斯·伯吉斯、约翰·霍克斯和约瑟夫·海勒。
或许反现实主义注定要在科幻小说中占一席之地，而超现实主义则重新规范了科幻小说的梦想。经过“新浪潮”的试验，反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成为描述世界的怪异特性人类奥秘的新手段。
乔治·亚历克·埃芬戈（１９４７－ ）一直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并成长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两次入学耶鲁，一次入学纽约大学，都因致力创作而最终未完成学业。他参加了１９７０年克拉里昂学院的科幻小说写作班，在写作班第一册集子中发表了三篇小说。而他的第一篇小说《８：３０至９：００这档节目》刊登在《幻想》杂志１９７１年４月号上。他１９７２年的《最后的战争》和１９７３年的《沙上城》均闯入雨果奖提名的最后名单。
埃芬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熵对我的意义》（１９７２）受到广泛赞誉，并入围星云奖提名的最后名单。１９７３年埃芬戈获最佳新作家坎贝尔奖第二名，杰里·普尔内尔名列第一。那以后，他写了《亲戚》（１９７３）、与加德纳·多索伊斯合写《蓝色恶梦》（１９７５）、《那些温柔的声音：太空普罗米修斯传奇》（１９７６）、《命丧佛罗伦萨》（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以《第三代乌托邦》为题重版）、《英雄壮举》（１９７９）、《记忆中的狼群》（１９８１）、《关键时刻》（１９８５）、《时间之鸟》（１９８６）、《全力消失时》（１９８７）、《太阳之火》和《流放者之吻》（１９９１）。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２年，他为《奇妙连环画》撰稿，又将电视连续剧《人猿行星》的四集改写成小说《亡命徒》（１９７４）、《逃向明日》（１９７５）、《通向恐惧之旅》（１９７５）和《猿王》（１９７６）。他的短篇小说收在《复杂的感情》（１９７４）、《不合理的数字》（１９７６）、《肮脏的手段》（１９７８）、《闲乐》（１９８３）和《古老的趣事》（１９８９）中。中篇小说《施劳丁格的猫咪》获１９８８年雨果奖、星云奖和斯特金奖。
《２０世纪美国科幻小说家》中的一篇文章评论道：“他讥讽的才智、对荒诞世间的理解、捕捉细节的眼光和他对不同文体风格的模仿，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