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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华人被划分的国家主要是在婆罗洲岛，另外还有几个群岛，只有北方跟英国占领区接壤，却也没有边界纠纷。
加上华人们有钱，所以各方面的进展都比较快，各国一致看好华人只要解决好了其他民族的遗留资产问题，建国指日可待。
华人们也自认能成为第一个建国的国家，但是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其他民族的遗留资产问题，而是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问题。
如果这个华人国家变成一个被苏联染红的国家，这是西方各国都绝不会允许的。荷兰人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周南的身上，希望能够以他的威望，调节好双方的矛盾。
陈老跟周南并肩走向了会议室，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着今天来的主要人员。进门的时候，周南坚持不肯先进，将他请了进去，自己才跟着进了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是原本荷兰人的军情参谋室，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桌子，两边各有八个位置。靠墙壁边还有两排围成三面的旁听长凳，足足坐了差不多一百人。
周南的进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家都很有纪律性的鼓掌，然后将周南请到了长桌的一头坐下，而另一头，则坐着荷兰首相特使，外交部亚洲关系专家普朗宁。
这次的碰头会，是荷兰人组织的，但是他们将不会过多掺和，只做会议记录，希望能将华人们的意见统一起来。
周南注意到了左右两边的人泾渭分明，左手边以陈老，蔡老他们为首，年纪都比较偏大。而右手边，则是以年轻人为主，坐在中间的竟然就是陈仲卿和另一个相貌比较普通，气质温和的中年人。
父子俩两对相向，视线却始终没有碰在一起，显然矛盾不小。
施托尔科坐在了距离周南不远的旁听席，在他的身边，还特意安排了一个懂英语的翻译帮他翻译。
会议主持人是蔡老，他首先介绍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身份。他这一方，大部分都是德高望重的企业家们，也是目前临时议会的主要成员。
而另一方的人员身份就比较复杂，各行各业都有，并且大部分都有在国外的经历，也是反对荷兰人一方的主力。
最后，他才着重介绍了周南，周南也随着他的介绍，起身向所有人鞠躬示意。
介绍了周南，他才长叹着说道：“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也进行了超过上千人次的交流与沟通，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周先生从欧洲远道而来，我们也没有向他灌输任何我们一方的思想。现在，不如让我们先听听周先生对目前时局的分析，也听听他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意见，然后大家再互相交流如何？”
坐在陈仲卿右手边的是一个华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儿，名字叫苏达尔。他也是所有在场人士里面职位最高的一个，目前是做派武装力量第一师的师长。
听了蔡老的话，他用中文说道：“周先生对于世界局势的了解，是我非常钦佩的，但是周先生长期滞留西欧，立场自然也偏向于西方社会一些，这一点，周先生不会否认吧？”
周南点了点头说道：“我今天只是作为一个华人的身份来旁听这场会议，对于任何问题，我都会给出我的建议和判断，但是你们听不听，采纳不采纳，这都是你们的自由。我只能保证，我的建议都会以华人的利益为重，或者说，是以还没有建立的南华国的利益为重。至于偏向哪一方，这个要看你怎么看了，就连铁人同志，不也将我当做座上宾吗？”
他严肃地点了点头说道：“请原谅我的冒犯，实际上，对于周先生的能力，我也是由衷的钦佩。”
周南笑着点了点头，明白他的意思。他故意这样质问一下，是想让周南不要过于偏向蔡老他们一方而已。
不过，他根本不了解周南，因为周南的目光早已经突破了迷雾般的现在，看到了遥远的未来。
稍微沉吟了一下，周南开口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只存在相对的完美，而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我们在讨论哪一种政治制度更好之前，首先应该要做的，一是符合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其次是这种政治制度能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如果不能，那么这种制度就是不适合我们的，如果能，那就是适合我们的……”
第九十一章 教条主义
从三十年前的苏联革命胜利，红党就陷入了狂热的精神信仰之中。因为一时的胜利，因为短暂的快速发展，所有人都将马列主义思想当做了圣经，由此诞生了最让人可怕的教条主义。
所有人都把马克斯脑袋里面幻想的经典社会注意当做了真理，却不去管现实情况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这就好比一个身无分文的人，看到别人的别墅漂亮，从泥地里挖土，也要建一栋同样的别墅一样可笑。到最后，最多只能只能建一栋连房顶都没有的土坯房。
什么是教条主义？不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
从社会科学方面来分析，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轻视实践，轻视感性认识，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
把马克思主义的书面个别词句当作僵死的教条，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拒绝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另一世，经历了这种思想危害的人们对什么是教条主义，人们已经不存在什么争议。
从根本意义上讲，教条主义就是一种僵化的态度。其外在表现：要么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僵化地对待某种既成的理论、观点、教义乃至只言片语。
要么是用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僵化地规矩和剪裁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实践。两种表现所内涵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僵化。
但是这个时代，在教条主义还没有成为危害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识不到教条主义的危害，被书里面描绘的光明未来冲昏了头脑。
就像现在的苏联，他们不去深入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不去洞穿透析历史曲折，无视在它们后面所隐藏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更不去冷静分析发展繁荣后面隐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合理因子。
他们一言蔽之，漠视别人的成就、淡化自己的曲折。针对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他们不是不反思，而是只知道固守经典马列主义几乎全部的内容，抱着一成不变的思路来做事。
为了理想的未来，就无视痛苦的现在，这实际上是一种泯灭人性的行为。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自己泯灭了人性，还要强迫别人也遵循这套理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当代并不具备照搬马克斯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起码条件，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人性”不具备。
其实就连周南也是信仰马克斯主义的那一套的，但是那只能是终极目标，而不是现在就必须遵从的准则。
用现在的不具备的条件去实现一个遥远的目标，其结果就是让自己进入绝境。
人人都知道，家家有车有房，有轻松的工作，有全面的医疗保障，有充裕的资金调配是好事。但是你现在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凭什么能实现呢？
会议的一开始，周南并没有就会议的内容多谈，而是给所有人上了一堂理论课。可以说，这些话对蔡老他们这些老头子的冲击力不算大，因为他们都是经历沧桑的老人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
哪一种理论是好是坏我不管，首先要看对我有没有好处。是苏联的国策正确，还是西方的国策正确我也不管，要看对我们这个国家有没有好处。
而陈仲卿他们这些理想主义者，更多的关注点却在人人平等，众生平等的目的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愿意牺牲现在，甚至牺牲自己也要向这个目的前进。
所以，周南的话对他们的触动是最大的，因为周南的话，直接让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崩塌。
坐在陈仲卿左手边的黄文新是他们的理论领导人，也是坚定的红党成员，他反问道：“周先生，那么你如何解释苏联用三十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农奴国家变成了世界强国？又有那一个西方国家，在不靠掠夺的时候，能够有这么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