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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杏悲哀地叹了一声，说：“我们要求她的，全都是最基本的，从来都没有过分地要求她干这干那。可是就连这最基本的，她都做不好。”
我说：“不要说孩子了，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够把最基本的事情干好几件？还说你的要求不高？”
“可是她正在养成习惯的时期，如果我们不去提出这些要求，她身上以后尽是些坏毛病，这以后怎么生活得好啊？比如她的学习，唉，我现在有点后悔在她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坚持买些课外习题给她做，现在的数j□j算是一塌糊涂！昨天我刚给她买了两本数学习题册，让她加在作业里一起完成。”
我笑起来，“你这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嗯？”
“你刚才不是大肆批评现在的教育吗？现在，你可是它忠实的履行者啊。”
“嘿，百合。现在你可不要嘲笑我。再过两年，你也会亲身体验这种言由衷而行不由衷的痛苦了。”
我说：“等到小雪上中学的时候，希望这种局面会有所转变。”
袁杏怀疑我的这种乐观没有道理。她反问道：“会吗？看看咱们学校，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你认为以后会发生大的变化吗？”袁杏指的是正在老师中间流传的晚上要给学生上课的消息。据说，校长认为这是在省教育厅不容许假期补课的严峻形势下（顺便说一下，现在周六也不用上课了。虽然实际上通过把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七节课变成了现在的每天八节课，课时未变，且不能在收周六补课费，但是大多数老师还是很高兴的）努力使已经拥有很大基数的上线率再一次大幅提高的好方法。
我只好说尽人事，听天命。
“我倒是愿意尽人事，可怎么尽？我们掏出一片火热的心来，想要好好做事情，却总是会遭遇潜规则的寒流。有人说我太计较，说表面上敷衍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太认真。可是，我们这里是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如果我们总是在敷衍，我们怎么面对学生？我们也要这样来教育学生做事情吗？现在……唉！规章制度本来是规范行为的，堂而皇之的挂在那里，现在却成了只对老实人有用。可老实人不用这些东西还不是一样地兢兢业业？奖励制度本来是激励人的，却反而因为条条框框太多，让人只有精力去算计是否按规定完成了，感觉上好像什么都是人家算计好了的，哪里有热情好好工作。——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不够顽强？也许领导是在用这些考验我们？最终他们会比较公平地看待我们的工作？可是现实是赏罚不公正！每一次的奖评标准都要变，完全是照人定标准嘛。我们都是陪衬罢了。”
我想起一件事，就问：“你的职称怎么样？今年有希望吗？”
“谁知道啊……”袁杏长长吐出一口气。“那就看人家学校今年又会是什么政策吧，不是有人说过吗？——‘领导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把握的。听说今年报高级职称的人不多。如果条件不变，你一定会是名列前茅。就算他们把条件变来变去，但你完全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凭你这么多年写的论文，加起来也有一百多分了吧？”
袁杏看到了希望，变得高兴起来。“但愿吧。不过在咱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
作者有话要说：
☆、第二十章
虽然有些懊丧，但每一天还是在恪尽职守的努力中渡过。教师的工作是个良心活（或者说许多工作都是良心活）。有再多的埋怨，在备课和讲课的时候都得抛开。这样到了每年秋季开学不久召开教师节大会的时候，才不会感觉心中惴惴不安，才能安然地在会场中坐在热情的学生的前面。
这两年教师节的大会有一个特点：校长总是会先说一些恭维话给那些尊敬的、资助过蓝天中学的企业家（坐在最前面的老师看得很清楚——这些尊贵的客人坐在主席台上百无无聊地玩着手机，大概并没有认真听什么），这占了校长发言的主要部分；然后就开始从学校的各种制度要求入手，批评乃至于威胁可怜巴巴的老师们：“要是谁谁谁如何如何，就不要怪学校如何如何……”
对于教师节大会上校长的发言，我和袁杏都感觉到很遗憾。其一，在教职工面前一贯趾高气扬的校长没有料想到他对于企业家的尊敬在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卑贱。用太过明显的巴结语气在去年、今年重复地赞扬同一个企业家懂教育（据说企业家的孩子品学兼优，在上海上大学，更可喜的是今年考研成功），不但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这样的话，让人听了之后多少会觉得有点恶心。更何况是当着这么多十几岁的学生说的。难道学生会听不出来这些话当中的阿谀奉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不会因此而对学校的神圣感大打折扣？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学校早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了，校长以身作则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在他们的眼里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谁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才是奇怪的。但是，我和袁杏还是会觉得遗憾，甚至可以这么说，大家越是以为它自然，我们就越是感到遗憾。校长发言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存心去奉承谁，可是，这样的发言，让人悲哀。
我们感到遗憾的第二个地方在于，教师节——这可是教师们的节日啊。在这一天，他们应该自我感觉良好，应该体会到被关注、被尊重。可是在这一天，他们却依旧被威胁，而且还是当着自己的学生的面被指责被威胁的，仿佛在蓝天中学只有大大小小的领导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发展呕心沥血，天天和学生们在一起的老师们都是些不思进取、不好好干事的家伙，唉！为什么在像我和袁杏这样无害的人不自觉地把自己和一些领导对立起来的时候，掌管学校的校长也是在不自觉地把学校和教师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我和袁杏或者还有一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人，偶尔批评领导，并非是为了私人恩怨，只是有感而发罢了。我们是无害的，因为我们无意危害谁；我们微贱的地位也使得我们的话不可能危害到谁。可是校长这样做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受到伤害——这是权力的滥用，而不是领导的艺术。
当然这次大会上最让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些，会议的j□j部分是在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宣布高考奖金分配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学生大概已经忘记了刚才校长对他们的老师的评价，兴奋的学生们非常配合这次大会会场理应具有的气氛，因为挑选来参加教师节大会的都是刚入校的高一学生。当他们听到给自己代课的某某老师拿了多少多少奖金的时候，总是会爆发出惊讶和快乐的呼喊。奖金的数额越高，欢呼声也就越大，老师们脸上的笑容也就越深沉。人人竖着耳朵仔细听，所以并没有注意去观察主席台上就坐的各位领导的表情。想必他们也是很高兴的。他们的高兴应该是双重的：除了分享高考带来的利益，这种欢乐的场景难道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吗？他们坐在制高点上，用充满了聪明和才能的眼睛，和那些企业家们一道如同造物主一般俯瞰全场。
每到开会的时候，我手里都会拿一本小说，好让自己在沉闷而漫长的会议中没有那么无聊。袁杏说开会的时候写信最好，可以长篇大论写很多，显得纸短情长。过去每一次开会，她就写信。但是现在，在新科技浪潮的打压下，很少有人会选择跟她写信联系了，于是袁杏开始了在开会的时候写教案。效果也很不错。如果会议开的时间长短合适，她就可以把一个星期用的教案（两个课时的教案）都写好——虽然这教案只是用来应付教务处检查的。真正的教案在脑子里，在不断的思考当中——所以，当别人抱怨会开得时间太长的时候，袁杏总是毫无做作地用无限遗憾的语气说“开会的时间再长些就好了”。
今天，我们两个可以完全被划归异类。念到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并不是我们想标新立异，或者伪装成彻底的无产者对奖金不感兴趣，而是欢乐太多了，没必要再把我们俩那微乎其微的声音加进去。这样的表现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因为其他的人都很兴奋，不会在乎我和袁杏的无动于衷。只不过，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男同事时不时地会因为情绪激动而要和我聊上几句。在这样一个热烈的会场里，听旁边的人用刻意压低的声音说话，这的确是需要有一点特异功能的——特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