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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铁锹插进土里，爬出砂坑。他的注意力被墓地里的什么吸引住了。
第二节
墓地围墙遮挡了视线，他只能望见老树的佝偻盘结的黑色树干和坟墓土的木制、铁制的十字架的上半截，它们掩映在夏天成长起的丁香树和灌木丛的绿荫之中。透过林立的树干和十字架，隐约可见一些男人的没戴帽子的脑袋，几个妇女的黑色头巾，还有一个手持鲜花的人，还听得见声调不高的人语声——那儿在进行葬礼。这是一片古老墓地，阿盖耶夫觉得它早已被废弃不用，整整一夏他一次也不曾走进它的围墙，心里认为那里已不再安葬死者。原来他错了。他走近围墙，出于好奇向里面望去。一群中年人围绕着新挖成的墓穴，然而看不见那里的棺材。总的说来，从这里看见的东西不多，整个墓地遮掩在野生灌木丛里。人群中闪过不久前为他办理文件的退役中校的熟悉身影，于是阿盖耶夫立刻、几乎是没有深思地就明白了，在埋葬一位老兵。
他的帐篷虽然搭在村外，但却非常显眼，人人可见。他急忙用小桶的温水嗽了嗽口，往手上浇水洗了洗，暗想在这种时期不便留在这儿旁观，理应前去参加葬礼。他不慌不忙，克服浑身的疲劳，换下被汗水浸湿的运动衫，穿上虽然发皱、但比较干净的细格衬衣，然后下坡走到大道上。石围墙有一个缺口，它几乎被荆棘和牛蒡草封严。无处不去的舒尔卡和阿尔图尔早巳钻过这个缺口，进入了墓地；他想喊住他们，问一问埋葬的是什么人，但是没来得及；他通过高大的拱门走进了古老榆树投下的浓荫，这些榆树长扔在高处互相合拢到一起。他沿着小路走到坟墓中间最近的一个拐弯处。这一群悲痛的中年人紧紧聚拢在墓穴周围，大概已到了诀别的最后时刻，传来了一句句说得不自然的对死者的赞颂言词：
“他是位多么关心别人的人啊……”
“有功之臣，参加过整个战争。是啊……”
“不管谁找他，都能给予忠告。有求必应……”
“愿他早升天国，”一个妇女的声音呼道，旋即嘎然中止了。
阿盖耶夫用眼睛寻找，尽力找个熟人，最好找到谢苗，他大概应该在这里。从各方面看来，埋葬的是一个年事已高的人，可能是某位退役军人或者退休教师。这里的场面不象是区领导人的葬礼——不是那种规模，所说的话也不是那种性质。
离墓穴还差几步时，阿盖耶夫停下脚步一两个男人正用绳索往狭窄的洞穴系下棺材。头扎深色头巾的妇女克制地抽泣，其他人默默站着，布满皱纹的一张张、同样哀伤的老脸上显露出阴沉伤感、全神贯注的神态。他没有走上前去，只从一旁观看，也没有人走到他跟前来。在这里没有见到熟人——无论谢苗，还是从围墙外望见的那位中校，全不见踪影。忽然，人群蠕动起来，或一个人或两个人轮流往墓穴里抛洒一捧泥土。于是，阿盖耶夫栩栩如生地记起了在遥远童年埋葬伯母时墓地上的情景。当时正值秋天落叶时节，城市基地里所有的坟墓和墓上设施都铺上了一层爪形的枫树叶和根树叶。躺在棺材里的伯母，头领饰有花边的唾幅，脸色蜡黄，瘦削，衬托在落叶之中显得十分美，似乎伯母是在沉睡，周围发生的一切她都能听到。死者一生都住在城市里，他只见过她两次，可是如今似乎又见她躺在棺材里。当时他只有五岁，第一次参加象葬礼这样的重要仪式，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既吓人，又有趣，而且庄严隆重。只是当伯母被黑色棺盖遮住和开始用长钉钉牢的时候，他忽然痛哭了，因为他担心伯母不能从钉牢的棺材里爬出来。捏着他手的母亲浑身颤抖，也失声痛哭了，一直哭到其他人也象今天这样开始往墓穴里
抛掷泥土时才住声。到那时，母亲拉着他的手走上前去——他也应抛掷三捧泥土，这样才能祛除疾病和象奥丽加伯母一样活得健康长寿。这次葬礼是他童年时代的第一个，也是永志不忘的画面，后来他既得过病，又战斗过：既亲手杀过敌人，又被人杀过，而如今他已是个老人了。一生中他埋葬过多少人，参加过多少次葬礼啊。可是，他总是在最后一刹那尽量往墓穴抛下三捧泥土——这种古老、具有无法理解的力量的仪式已牢牢地进入了他的意识。
三四把铁锹一起往墓穴里填土，那里光是传来响亮的咚咚声：这是泥土重重落在棺材盖上发出的。接着，抛土声变得沉闷些，当墓穴填满了泥土时，干脆听不到响声了，在墓前已经有人扶着一个窄窄的金字塔形红色墓碑。旁侧嵌着一个黑色石牌。阿盖耶夫猛然冲上前去。他还没有辨清牌上铭刻着什么，从远处还不能认出上面的任一个字母，可是他觉得心头受到温然一击，惊惶地意识到：这是他呀！我的天……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
人们离开坟墓，两个男人用铁锹打扫残士和墓地上的垃圾。阿盖耶夫推开一个脖子晒成砖头颜色的瘦男人，挤到前面，近视地弯腰细看石牌。不过，他已经知道上面刻的是什么。
他茫然不解地注视了片刻，无力理解上面黑底白字写得不十分美观的三行文字的残酷含意：
谢苗诺夫
谢苗·伊凡诺维奇
1916——1980年
他惶惑地呆立在坟墓旁，连人们从他脚下挖掘残土都没有觉察，他显然妨碍掘墓工的工作。
一刹间，他失去了力量和想象能力，这突兀其来的死亡使他惊呆了。要知道，前天还……还坐在一起……前天还……乱成一团乱麻的头脑里接连闪过这些念头。
这些或者类似的念头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很多次控制他了。每当他听说亲近的人突然死亡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抵制这种想法，产生一种荒唐、迷惘的感觉，意识深处出现一个最后的希望：马上会有变化，真相就会大白，死亡的消息将会是不实的。过一段时间之后．意识才能逐渐习惯和接受这一事实。可是在最初一刹那，就象现在这样，抵制的感情非常强烈，总觉得死亡不是现实，好象是在梦中见到的。
但这次不是做梦，这次葬礼的一切细节都是非常现实的，进行得完全井然有序。墓穴填满了，修成了一个不大的土丘，上面放着—大抱采自村中花圃的鲜花。金字塔形墓碑脚下，安放着一个别满各种奖章的沙发坐垫——死者荣获的所有奖章都别在这个坐垫上。奖章有十二枚之多，已经都褪了光泽，绶带也已破损，它们突出地陪衬出两枚红星勋章。在旁边有两个高个子、年纪还轻的人站着，僵立的身态显出满腔的沉痛。其中一人身穿军装，佩带肩章，是一位预备役淮尉。阿盖耶夫一看他，就知道这是死者的儿子。老谢苗诺夫大概就曾经是这个样子：这个年轻人瘦瘦的身材，宽大的骨骼，大手大脚，胸脯略嫌凹陷，两肩却张开得很宽。
人们从葬礼上分头散去，有的单独一人，有的成群结伙地离开坟墓。剩下的只有几个人，他们或许是死者最亲近的人。其中就有他从远处望见的那位退役中校。尽管墓地里凉爽，他却满头大汗，穿着深色的上衣，脚前佩带着许多排勋章的绥带。他在这里也象一位首长般发号施令，在坟墓旁忙来忙去。
“奖章为什么留下了？不该这样！霍米奇同志，请拿走！”他命令一位矮个子、已经不年轻的穿皮靴的人。
那个人拿起坐垫，夹在腋下，奖章发出一阵轻微的响声。……大家慢步向出口走去。墓地里只剩下两个妇女，她们在修饰坟墓。一个是中年妇女，身穿深色衣裙，另一个年轻些。
阿盖耶夫仍然为他的逝世感到悲痛、惊愕，没有恢复过来。他问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年轻女人瞥了他一眼．没有作答，依旧把花束分别插进几个玻璃罐里。
年长的那位也没有立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