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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向盖世太保通风报信，把他送进集中营。
所有旨在“日耳曼化”和殖民地化的措施都委托给德国中央保安局首脑莱因哈
德·海德里希去办理。德国中央保安局布置和办理征收、撤退以及把流放者运往德
国，把日耳曼族韵殖民者运往已经“解放了的”前德国东部省或者“大行政区”。
“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必须在那里消灭他们，”汉斯。弗朗克“总督”说
道。为此，一九四零年六月，奥斯威辛“灭绝营”在克拉考附近的一处肮脏的沼泽
地带建立。这以后的五年时间里，数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在那里。
不久，又建立了两个集中营：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特雷布林卡为建立绝
灭营起了示范作用。 一年以后，德国中央保安局根据希姆莱的指示从被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驱赶
了一百五十万波兰农民和犹太人，把他们打发到大行政区去，他们在那里的处境真
是难以忍受。一九四三年底，没收了七十万二千七百六十处地产，总共六百三十六
万七千九百七十一公顷土地。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设立在但泽、东普鲁士、波森和
西里西亚的公务机关所没收的土地。有关这方面的数字报告已经找到。将近五万个
日耳曼族人（占被剥夺家产的波兰人的三分之一）已迁移到那里。日耳曼族人中转
站成立了一个由希姆莱领导的新部门，它作为移民总局参加迁移活动。
被劫持到德国去的波兰人受到了奴隶般的虐待，希姆莱第一次把他关于未来帝
国的理论运用于实践。
波兰农业工人必须服从一项列有十五个条文的章程，其中第一条规定：“波兰
籍的农业工人原则上不享有申诉权，也不允许任何部门录用他们。”波兰奴隶横遭
他们“主子”的独裁统治，他们没有权利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冬天，他们从晚上
八点钟到翌晨六点钟，夏天从晚上九点钟到翌晨五点钟必须留在家里。除了去上班
或者去为他们的雇主干活外，谁都不准使用自行车，也不准上教堂，看电影，看戏，
听音乐会或者上馆子。他们没有权利同妇女或者同年轻姑娘建立密切的关系。不准
他们参加集会和使用公共运输工具。严禁他们调换雇主。相反，“如果好言相劝和
谆谆教诲当耳边风的话”，雇主有权对他们进行体罚。雇主对此不必作什么说明，
当局也不会要他负责。此外，当局还劝告雇主，要他的家庭远离波兰工人。雇主必
须立即把任何由波兰工人所犯的“罪行”报告上级，占则将自食其果。人人务必知
道，工作干劲松懈，工作意志淡薄，“破坏活动”，“态度蛮横”等诸如此类都是
犯罪。“如果发现雇主同波兰籍的农业工人关系密切，就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此
情况同样适用于妇女和姑娘。总之，一视同仁”。
波兰妇女被安排在德国人家里当佣人，其中纳粹党员有优先权得到免费的女仆。
“为了减轻德国家庭主妇的负担，不再损害她们的健康，四十至五十万的波兰妇女
就这样被迫移居和遭受奴役。”这些不幸者的处境同农业工人的处境一样艰苦：
“想得到一点业余时间是不可能的。原则上，东部来的女管家除了管理经济之外，
基本上是做家务。但是她们在家务劳动以外每星期可以休息三小时，以此作为报酬。
外出必须在天黑以前，最迟不得超过晚上八点钟。”
用于男人的规定也适用于这样一些可怜的人：“东部来的女管家除料理家务之
外，随身必须始终带着劳动卡，用它来代替身份证。”
有人说，这是一种“奴隶身份”的标记，这并不夸张，人们倒是有点儿不好意
思把一个显然有着古老文化国家的有道德的公民德国“雇主”所执行的规章制度宣
扬出去，正是这些规章制度把其他人无条件地交给了他们。七年的纳粹统治使一些
难以置信的事情得以存在。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德国大工业家还要走得更远一点。
盖世太保对执行这部新法典关心备至。当几十万成年男女陷入经济和道德困境
的深渊，几万名儿童遭受更加悲惨的命运时（有些劳动营让几乎是裸体的、营养不
良的十岁儿童拉重车子，扛重东西），盖世太保的朋影始终笼罩着这群不幸者。
盖世太保在波兰作出了如此“出色的工作”，致使弗朗克在一九四零年二月六
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记者谈话中可以嘲弄一下他在布拉格的那位同伴
“保护德国贸易主义者”牛赖特的那些恐怖措施。牛赖特曾经把绞死七个捷克大学
生的红色布告张贴在捷克人住的所有乡镇。“如果我每次为了枪毙七个波兰人而去
张贴一份布告，”弗朗克讥笑地说，“那么，波兰的森林将不够为这些布告制造纸
张了。”
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弗朗克发出预告，他将放逐一百万波兰工人。为了
完成这项计划，盖世太保进行了搜捕。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二年八月被
放逐的波兰工人达到了八十万。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世界开始把对波兰的注意力转移到西方，转移到正在向
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挺进的德国军队。汉斯·弗朗克写道，我们必须“利用国际上
集中对西线发生的兴趣来消灭数以千计的波兰人，尤其是消灭波兰知识界的主要代
表”。
这件事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就已作出决定。但是为了不让外国人找到谴责的论
点，他们等待着有利时机，而且还挖空心思地想事先搞到几个过硬的借口。
五月中旬，弗朗克在同他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和赛斯—英夸特的一次谈话
中对这次“特别抚慰行动”——又称“Ａ—Ｂ行动”——的细节作了规定。这次行
动的借口是结束为部队安全所作的危险性的宣传。希特勒常常凭借自己天才的“直
观能力”，早在八个月以前就预料到了这种形势，为了改变这种形势，他当时就对
所要做的事情作出了决定…… “Ａ—Ｂ行动”完全由在波兰的德国中央保安局
的代表去完成。他们是：党卫队大队长兼警察首脑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和党卫队
队长兼警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人事局、第一局、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头目和海
德里希的代表。他们的人员通过专程从德国派来的党卫队而得到加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盖世太保逮捕了克拉考大学的教授。他们被带到德国内
地的一个集中营里。在Ａ… Ｂ柠动中，要消灭的人员数字太大，把他们送到德国去，
困难太多，比做任何事情都要来得麻烦。因此，决定从简办事。“我们不需要把这
些人先押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弗朗克在一九四零年五月三十日同克吕格尔和施
特雷肯巴赫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遇到麻烦，就会同家属
发生不必要的通信联系……因此，我们将用最简便的方式办事。”
接着党卫队开始大逮捕并进行窜改原词的审理。整个事件听任盖世太保独断独
行。五月三十日，弗朗克向警察下达他最后的指示：“如果法院企图干涉警察协助
采取的Ａ… Ｂ行动，这应看作是对国家和德国利益的背叛……我这里成立的大赦委
员会与这些事情丝毫无关。Ａ… Ｂ行动完全由党卫队队长兼警长克吕格尔及其机构
执行。这纯粹是一种内部的抚慰行动，这样的行动是必要的，是在正常诉讼范围之
外的。”
波兰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在不经过正式诉讼和得不到任何可能赦免的情况下被盖
世太保和党卫队“消灭”；施特雷肯巴赫在办完一切事情之后，趁机飞回柏林，去
料理他的日常行政工作。当时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型告别宴会，会上弗朗克在简短的、
动人的演说里为共同作出的优异成绩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演说里有这样一段骇人
的话：“施特雷肯巴赫队长，你和你的部下在大行政区里所做的事情是不会被人遗
忘的。因此，你不必对此感到羞愧。”
此后盖世太保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弗朗克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签署的一项法
令使盖世太保给那些最卑鄙的行径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时已经有一万七千多个作
为人质的波兰人，他们在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的情况下被枪决了。一九四三年一月二
十五日，弗朗克当着党卫队的面对这件事作了如下的辩护：“当我们听到枪决人数
有一万七千名时，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这些被毙者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