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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团体，挨门逐户推行，到1939年3月，金额达5000万元。太平洋战争前夕，在金献纳的名义下，台湾人民被迫交出的金品价值180余万元，在日本帝国内仅次于东京、大阪而居第三位。1941年12月至1943年1月间，更高达500万元。随着战争的扩大并陷入胶着状态，台湾总督府大力宣传国家总力战，强调经济战的重要性，要求台湾人民将手中资金投入储蓄，展开所谓的“储蓄报国”运动，其金额为1938年5000万元，1939年15000万元，1940年2亿元，1941年23000万元，1942年36000万元，1943年仍达到3亿元。1937～1942年还发行国债及债券87609505元，台湾人民的军事费，1937年为600万元，到1944年高达15000万元，增长了24倍。参阅陈小冲《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1990。
日本殖民者还将支援战争作为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实现征兵制为皇民化的追求目标之一，把台湾青年送上前线，来填补其日益枯竭的人力资源。早在1937年，日本殖民者就将台湾人征为军夫到军队充当杂役，此外还有通译，主要派遣地是大陆的华中、华南及东南亚。1943年，台湾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海军志愿兵第一回募集约有316097人申请，陆军第二回志愿兵募集约有601147人应募。至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取消，计有约16500人服役。征兵制在1945年4月实施，殖民地军事动员达到了高潮。日本人将台湾青年送到训练所日夜苦练，然后派到南洋各地，甚至派到大陆地区，使之与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据战后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台湾出身军人数为80433名，军属（含军夫）126750名，合计207183名，其中死亡30304名。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141页。
5抵制与伤痕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的所谓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空前的强制同化运动，同时也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动员。这一运动以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灌输日本皇国精神为核心，企图将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汉族及原住民强制同化为日本皇民，塑造一批在日本统治者面前俯首帖耳的畸形的日本人，并借战争之机驱使台湾人民、搜刮台湾富源。
社会学家沃夫·林顿（Ralph Linton）指出：“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其成员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习得、共享、并代代相传的观念和习惯的总汇。”〔英〕哈拉兰博斯：《社会学》，中文摘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86，第3页。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规定了特定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指导他们的行动，限定了他们的人生观。台湾汉族文化是大陆文化的延伸，几百年来，大陆移民在垦拓荒原的同时，就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带到了台湾，并代代相传。日本殖民者企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文化，既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是很难得逞的。
强制推行日语，在一开始就遭到台湾士绅的反对，他们以台湾地理上与华南、南洋相邻为由，主张“（日本）南进目的地为华南及南洋，均为与台人同族同用汉文之闽粤人接触，为遂行国策，应充分授台人以汉文”。潘公昭等：《今日的台湾》，中国科学仪器公司，上海，1948，第245页。日本殖民者不予采纳。在乡间，传播传统汉学的书房仍顽强生存，直到1943年才被总督府强行禁止。台湾人在一些公务场合要说日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说台湾话为主。所谓国语家庭的认定，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3年间台北州共有3448户的国语家庭，只占总户数的13％。台北是台湾的首善之地，台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在日本殖民者强力推进的国语讲习所，人们在学日语之后，还有人利用配备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且此类国语讲习所的绩效如何，亦颇值质疑。有报道称，一个少年在写给台北州知事的信中就说了他的母亲在国语讲习所学了一年的日语，却连一句日语都不懂。虽然日本人统计中懂日语者为数不少，但这一统计数字同样有问题，我们知道，按照日本人的口径，只要一个人在国语讲习所里学了一天的日语，不管他后来是不是坚持下去了，都算是“解国语者”了。周婉窈，上揭书，第50页。因此，官方的数字不能准确的说明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例子，如就在日本人声称日语普及率高达60％～70％的日据末期，所谓皇民奉公会演剧挺身队在全岛演出皇民剧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不得不用台湾话进行表演，因为用日语观众听不懂。1944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召开大会，最初用日语进行，却因会议参与者不通日语而造成极大困难。村上嘉英：《旧殖民地台湾语言政策的一个考察》，《天理大学学报》第36卷第2号。
改姓名运动在台湾的推行则遇到了更大的障碍，首先，日本殖民者曾经对台湾人改姓名规定了以下几条禁止项：①历代的御讳御名；②历史上著名人物之姓；③与原来之姓有关之中国地名；④其他不当之姓名。周婉窈，上揭书，第56页。这里的第三项明显是日本殖民当局的预防措施。由于日语与汉字的特殊联系，万一台湾人将姓名取成祖国色彩浓厚的字眼，岂非大大有违日本人皇民化运动改姓名的本意。但是，不少的台湾人还是不顾这一禁令，姓陈的改成颍川，姓黄的改为江夏，所在多有。还有的如姓黄的改作共田，姓林的改作小林，等等，虽不一定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但其与中国人旧姓名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还是看得出来的。台湾人对改姓名似乎并不怎么热心，1940年2月允许台湾人改姓名后，到了4月才有12户改了姓名，到了1941年底，台湾改姓名者只占总户数的1％，按人口计则为12％。1944年后，随着条件的放宽，改姓名者增多了，但有人估计不会超过人口数的7％以上。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8页。难怪当时报纸说台湾改姓名者“意外之少”，再以台湾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相比较，1943年11月台湾改姓名累计数字为，户数占总户口数的169％，人口占总人口的206％，朝鲜却占了总户数的83％，差距之大，令人讶异。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3页。此外，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人，对于改姓名则是进行了抵制，譬如林献堂，尽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不愿意改姓名。
宗教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如所谓的诸神升天、奉祭神宫大麻、参拜神社等，不仅参与者少，就是表面上依照执行，背地里是不是真的皈依还很难说。台湾总督府对原有宗教的废止和诸神升天运动，后来鉴于民众的强烈不满，在长谷川清总督任内不得不废除。《长谷川清传》将之称为“仁政”，但实际上是“惟恐不满产生反抗，反抗带来抵抗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上的后退”。黄昭堂：《台湾总督府》，教育社，东京，1981，第168页。吴浊流回忆说，他们的教员宿舍里摆着配给来的神宫大麻，但却从来没有拜过。在乡间，普通老百姓更是对日本式的信仰不明就里，对于天照大神，他们说：“上面叫我们拜它，所以才拜”，“上面要我们早晚拜它，所以我们拜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鹫巢敦哉：《台湾皇民化之诸问题》，《台湾时报》昭和14年12月号。还有一个例证就是，日本战败后，台湾的神社、天照大神都很快就被人民遗忘了，神道信仰马上被中国人传统的神佛等民间信仰所取代，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湾人的中华民族之民族性。台湾人的祖先崇拜，尽管受到了压制，但其生命力仍然十分顽强，有的宗族“仍能与诸宗循时序佳节，维持集会于不坠，因是而被日人嫉忌国族之团结，迭次迫令解散，族人不为所屈，虽一时阳示解体，而实愈坚强也。”《王氏族谱》A205，《柯蔡氏大宗谱》29，台中新远东出版社，1976。
在教育领域，为了抵制日本殖民者对青少年的同化思想灌输，就有台湾籍教师团结起来与皇民化色彩强烈的日籍教员唱反调，“遇有校长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