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牧场指导所、机业指导所、藤手工艺指导所等等。原住民的耕作制度原本采行原始粗放的迁徙轮耕方式，大大破坏了森林植被，而且造成水土流失。随着殖民当局实施水田耕作奖励制，原住民的水田耕作面积有了较大的增加，1923年为531甲，1930年增为1350甲，每甲平均收获量为9346石。畜牧业主要是水牛和山羊的蓄养，以配合水田种植业的发展，后逐渐扩展到养猪。一些特殊手工艺品的生产则体现了山地原住民的特色，如排湾族的纺织品、刺绣、木雕等，曾获得了博览会的奖项。有的地方还集体迁移原住民，转换其生存环境，如筹集4500余元，将花莲新城的原住民720余人集体迁出。
日据初期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895～1901年，着重在平地镇压汉族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对“蕃地”采行怀柔政策，以便将台湾人民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二、1902～1909年，早期汉族武装游击斗争镇压后，日本殖民者腾出手来对原住民采取攻势，一面推进隘勇线，扩张警察势力，另一面加紧所谓的抚育工作，同时开展“蕃地”调查，了解原住民的生存状况以为制定政策的参考；三、1910～1915年，全面落实高压“理蕃政策”，即所谓“五年理蕃计划”，以军队配合警察，进一步推进隘勇线，开展枪支弹药收缴行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的“理蕃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原住民与汉人分隔开来，封锁原住民聚居地区，限制汉族人民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原住民不得随意下山，汉族人民也不得随意进入原住民地区。日本人的理由是原住民尚属野蛮状态，出草盛行，为安全起见不得已而为之。但实际上，日本殖民者在这里是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隔断汉族与原住民的往来后，日本殖民当局便能以经济封锁压迫原住民屈服，同时防范台湾人民联合抗日斗争。其次，台湾山地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封锁政策势必限制了台湾本地民族资本的进入，丰富的宝藏成了日本殖民当局和日本资本的独占品。最后，相对封闭状态也使得日本殖民者能更有效的在山地建立一个“纯净的”、没有外力污染的统治环境，更有利于其所谓“理蕃政策”的实施。此外，台湾社会各公私法，如刑法、民法等，并不适用于“蕃地”，使得成为普通行政区域外的特殊行政区域。“蕃地”警察权力亦远大于平地，除治安、取缔、户籍等一般警察事务外，还负责对原住民的教育、授产、卫生等等诸般事项，有人指出：“台湾‘蕃地’的警察，他是警察，同时又是教师、医生，且为生产技术指导者、主持诸般世事的家长。”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第963页。凸显出日本在台统治的警察政治色彩。日据时期的台湾山地社会，逐渐形成了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高高在上的是以警察为代表的殖民统治者，其次为头目、头目势力者会、青年团、家长会等，最基层的是各“蕃人”家庭，层层叠叠的控制了台湾原住民社会。郭锦慧：《论日据时期运行于原住民部落中的规训权力》，《〈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县文化中心，1998。概而言之，为了达成对台湾山地的控制，日本殖民者实施的“理蕃政策”对台湾原住民的统治相当严酷，这一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倒退的，也就是说回到了清代前期土牛划界、汉“蕃”隔离的旧时代，与清末以来开山抚“蕃”、汉“蕃”融合的历史进步趋势相背离。
还应注意的是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地方士绅力量的收编工作。我们知道，清代台湾地方士绅出于垦拓、保护土地、防范“蕃害”之需，组织了不少私人的武装力量。日据初期总督府在严厉镇压参与抵抗的武装集团的同时，对于“顺服”的地方士绅的私人武装开展了收编和利用工作。特别是在防范原住民这一领域，借助民间力量以补殖民当局警力之不足，成为初期“理蕃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以著名的雾峰林家为例，林朝栋在刘铭传时代就为了樟脑利益而拥有隘勇武装，日据之后仍得以保留，但控制权逐步为日本殖民者所掌握。1896年3月，台中县谕示林绍堂，其隘勇需接受殖民当局的管理，并规定：①隘勇人数为400名，如有变动须随时报告；②隘勇须听从官府调遣，不得有暴行；③火药由地方官禀请总督府军务局补给。另每月发给2200元为薪粮之费。黄富三：《日本领台与雾峰林家之肆应——以林朝栋为中心》，《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林家的隘勇名义上是保留了，但实际的控制权却被收归了殖民当局的手中。林家隘勇后来（1902年）还听从总督府的调遣，参与了对“南势蕃”稍来社的讨伐，日本殖民者以台治台的策略在此暴露无遗。
6“蕃地”调查工作的展开
台湾原住民生活在深山地区，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山地日益开垦，其与汉族人民间的交往逐渐扩大，人们对原住民的认识也开始清晰起来。清代的汉人著作中，就有不少有关台湾原住民的信息，譬如《裨海纪游》和后来的《番境补遗》、《番社采风图考》等等，台湾各地的府县志中也辟有记录原住民生产生活状况的专门章节，为人们了解原住民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然而，这些早期记录，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还是极不完整、极不详实的，既缺乏现代人类学的深入考察，同时也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浮于表面化和粗线条。因此，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之后，在整理旧文献以为我用的同时，也开展一系列的山地调查工作，以补资料之不足，以敷统治之需。
在抚垦署时代，鉴于当时无法进入山地深入调查，当局派人在平地与山地的交界处尽可能的了解“蕃社”的人口和风俗，以月报的形式供执政者参考。儿玉总督时期根据调查结果编制了《蕃社台帐》和《理蕃概要》。乃木总督时期制定的蕃地业务方针中，也提出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蕃地之踏查及交通”，但这时的调查着眼点还是在于治安和军事的需要。因此，调查小组的组成上偏向军人，譬如1896年对红屿的调查，1896～1897年对东部纵贯铁路线（宜兰—花莲）等的调查。后来，日本殖民者将此逐渐扩展到原住民全方位的调查，总督府民政局殖产部在部署调查事项时，罗列了近30项有关原住民人口、地理、生产、生活、相互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包罗万象的详细情况，如“蕃社的名称、人口以及其增减；各蕃社之间的关系；蕃人之间的阶级区别以及相互之间的连锁关系；蕃人生活的状况；蕃人的职业及其状况；蕃人枪器的种类；弹药供需的途径”等等，乃木总督还对各抚垦署长强调“蕃语研究”和“蕃情调查”是当前紧要任务。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台北，1997，第53页。总体来看，早期的原住民调查侧重于应对殖民统治的迫切需要而展开的，应急色彩较浓厚。这一调查当然也取得了效果，如编制并大幅扩充了《蕃社台帐》，内务部门还依据调查并从统治需求出发，制定颁布了《蕃界警察规则案》和《生蕃刑罚令案》，从而强化了在山地的殖民统治。此外，早期的调查从统治的需要出发，侧重于原住民的户口、地质、聚落分布和风俗习惯，且由警察为主导，此类调查的鼎盛期为1908～1914年，以《理蕃志稿》的刊出为其标志。作为总督府警务本署主导的作品，所谓的“五年理蕃计划”占了相当的篇幅。由于收集了大量官方资料，对研究日本殖民者的原住民政策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后，山地丰富的资源引起了殖民当局和日本资本的极大关注，而“蕃地”开发亦关系到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成败。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山地的详尽了解，正如总督府警视总长大岛久满次所言：“蕃地之开拓，与蕃人处分问题关系密切，——蕃地经营，在乎开发资源发展产业，而向来从事此业之小资本家急于目前利益，未能见其大成，究其原因，凡蕃地产业之经营必须预先查勘实地，一时之利害，偶然之得失，应置之度外。”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694页。为此，与前不同的调查方法和调查研究势在必行，在官方组织的之下，民间力量的介入也成为可能。
台湾的占领为成立不久的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