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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铃木发现全世界的语言，不管结构多么复杂，只要从小接触它便可通过聆听和模仿轻松地掌握。大人们愈是有耐心地教他们，不断地重复学过的音和字，在练习的过程中热情地给予鼓励，孩子们就掌握得愈快。在这样“祖国语言学习法”的启发下，铃木形成了他的才能教育的基本观念。他认为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培养和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的，任何孩子都可以培养成为具有高度才能的人。在具体方法上，他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热情，而且像孩子聆听大人们说话一样，重视培养他们对音乐敏锐的听力。他认为指导教师的水平及他们的典范作用在教学中至关重要。在这种教学法的指导下，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同时像前苏联的音乐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一样，铃木更强调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使他们人品高尚、意志坚强、敏感而有韧性。
除此之外，还有瑞士的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强调体态律动、视唱练耳和即兴的音乐活动；山叶教学法（又名YAMAHA教学法）和伊迪丝？科尔曼的儿童创造性音乐教育试验等等，都是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音乐教育体系。
《穿越艺术》 漫话学习与教育音乐教育面面观（3）
美国的“综合音乐感教学法”正是吸收了以上诸多音乐教育体系中，对培养创造性、全面提高素质有益的先进方面，结合美国实情，经过消化、融合、改造，最终形成了本国的音乐教育体系。这种教育将探索、发现、创作作为主要宗旨，贯穿于教学实践中的每一个环节。比如，它认为听觉的锻炼是一种探索的过程，从听单音起，逐渐找到不同的双音——音程，到听三个音以上的和弦，然后是旋律，并从中找到节奏的律动、强弱起伏和表情变化，使自己对声音的探索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它要求给学生提供演出的机会，但并不强调演奏得有多么完整以及在音乐风格、处理上与一些名家多么相像，而是强调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独创性，鼓励即兴演奏或有计划的即兴创作，这种不拘一格的方式锻炼了学生灵活的思维能力、丰富的想象力及创造性；还给予每个学生担当指挥的机会，让他们通过指挥，表达对音乐的理解和分析及对不同音乐的处理，从而锻炼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随机应变等方面的能力；这个过程还要求学生对音乐实践进行分析和总结，来锻炼他们清晰的条理性、提高综合素质，从而使学生获得的知识从感性升华到理性。
“综合音乐感教育”表面看起来与一般的音乐教育差别不大：视唱练耳，定期开演奏会等，但着眼点及培养方向却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它更注重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鼓励和启迪学生的个性和创新精神，作为开发学生智力、深挖学生潜力的手段，它已远远超出了音乐作为美育的范畴。不管是基于“民族生存斗争”的原因，还是基于争雄世界的目的，但是他们稍有落后就高度警觉，查找原因、检讨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地研究和改进包括音乐在内的教育机制，其中的积极意义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虽然以上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教育体系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但至少以下几点是一致的或是很接近的。首先，音乐教育并非只是传授技能，培养出一些“匠人”或学门“手艺”，而是培养有理想，重情操，品德高尚，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高素质公民。第二，音乐教育并非只面向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天才儿童，而是面向所有的儿童。因为学习音乐的过程，就是一个培养孩子创造型思维，加强记忆力、协调性、敏捷反应能力的过程，是锻炼孩子们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以及让他们学会坚持、宽容、忍耐的最好手段。音乐还会使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第三，音乐既能培养孩子们的个性，拓宽他们的视野，又能加强他们的团队精神、集体主义意识以及合作的能力，更是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强化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效教育方式。
在社会日益繁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提升的今天，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习乐器在很多大中城市已蔚然成风，许多大学、中学甚至小学都组成了管弦乐队或民乐队，一些学校合唱队也从过去简单的齐唱、轮唱发展成多声部合唱，演奏或演唱的曲子也从业余转向专业，优秀的青少年选手在国际比赛中频频获奖。
尽管每一点进步都令人感到欣喜，然而如果据此认为我们的音乐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就大错特错了。冷静地思考，我们不禁会发现：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这种认识的基础并不深厚，底座也不足够宽广。横向地比较，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如果以我们的大中城市的所见所闻来衡量音乐教育的水平和普及程度，未免有失公允。何况各民族、各区域的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一味照搬大中城市学习钢琴、小提琴那一套模式显然也不现实。美国虽然也有区域及民族差异，但由于文化和经济上较我们平衡，普及起来比我们容易些。他们的做法是在创造性这一主题的指导下提倡多种教育模式，鼓励当地音乐文化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并充分调动音乐教师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当地特点，创造出最适合本区域本民族的音乐教育模式。这种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有些地区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民族音乐资源却相当丰厚，比如陕甘宁地区，各类民歌、各种民族器乐曲丰富多彩，许多都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之瑰宝；再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歌舞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像新疆地区著名的“十二木卡姆”、内蒙古的长调、青海的花儿……所以因地制宜地利用好本民族本地区优势，通过学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乐器，继承、传播和发扬地方音乐，形成群众性的、制度化的音乐教育体系，才是深化普及音乐的可行之道。只有把音乐的种子播撒得更广阔、更密集，艺术的花草才会遍地。只有各尽所长，各具特色，百花才会争相吐艳。所以说，质量常常是建立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之上的，我们音乐教育的基座越是宽广，我们构筑的这座金字塔才会越是高大、稳固。
音乐教育是被许多先哲智者所看重的，他们曾以预见性语言，来阐述音乐的教育功能。柏拉图曾认为良好的音乐教育能够提高人的审美观，有助于人们敏锐地识别一切艺术作品和自然界事物的丑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音乐直接模仿、表现人的七情六欲，即灵魂深处所处的状态温柔、愤怒、勇敢、克制等及其与之相反的情感特性，因此人们聆听、模仿某种感情的音乐时，也就充满同样的感情……
《穿越艺术》 漫话学习与教育音乐教育面面观（4）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通过一套以音乐和体操为两大要素的公众教育体制，是塑造一个人并使之具备良好性情的重要手段。体操训练体质，音乐训练心智。更重要的是柏拉图认为这两个要素必须取得平衡的发展。他认为，过多的音乐会使人变得女性化或神经质，而过多的体育会使人变得不文明，粗暴和愚昧。在《国家篇》中他写道：“凡是以最佳比例将音乐与体育相结合，最善于调节二者以符合心灵所需要的人，才无愧于真正的音乐家之称。”当然，这是公元前4世纪的标准，现代的教育远不止这两门，但这两门课程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被先哲作为教育的基础来强调，不无道理。更可贵的是其所言的平衡性，也就是说人需要全面发展。
柏拉图甚至写道：“我不关心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他希望：“让我制定国家的歌曲。”虽然法律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含义十分宽泛，但可见柏拉图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并极其关注音乐对人的影响。这与早他一百年的孔夫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说法可谓是异曲同工。
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音乐早已被列入“大六门”之一，与数、理、化、文、史五科并驾齐驱。例如，法国把音乐教育当国策，对艺术教育的总投入预算达14亿欧元，强调让所有的孩子都唱起来，让所有的学校都建立合唱团。而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