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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交棒的时候宏基各方面的基础已具雏形,这个基础不仅是有各种硬的基础,还有软的基础。当别人接棒后,我要留给企业的是不断开创新的事业的有效模式。不管何时。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得到有效发挥,都能充满竞争力,我们的人才机制、市场形象能力、技术能力、产品换代能力,这些都是核心的能力。”
为此,施振荣已经培养了300位总经理,并创建了几百个百万富翁。
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一个梦想拽着施振荣:龙梦成真,即让中华民族在信息社会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我现在想到21世纪时心里感到很沉重,很多文章谈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是持比较否定的态度。我们应把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方面做更多的计划,仅凭口头是不能改变我们的实际的,因为未来的实际是创造附加价值的实际、享受生活的实际。”(施振荣语)
理念共享
较量于无形
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说,1999年7月他在马来西亚见到了施振荣,“我特别请教了他,因为我知道施振荣在管理上曾引进‘空降部队’美国IBM副总裁刘英武做总经理。施振荣是怎么回答我的呢?他说刘英武在改革方面的举措全部是正确的,后来的宏基就按照他那个思路发展下去了,可惜由于文化的冲突,他运作得又太急,太急了以后动作太大,使宏基内部有一些抵触,后来这个人没能呆下去。但施振荣再三肯定了他改革的意义。”
听了这些话,一种说不出来的怅然油然而生。这与其说是“空降部队”刘英武的失败,还不如说是宏基文化在包容性上的一种失败。
一家企业的文化越有包容性就越有竞争力,享誉全世界的惠普文化之所以令人称道,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有很强的包容性。惠普前任掌门人普莱特在看到现任掌门人卡莉女士到惠普之后,指卢、出惠普很多问题、并进行大力改造时说:“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的一卢、是我们从外面请来的这个人,可以对公司提出很多问题和很多质疑,如果是一个公司内部的人往往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举动,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公司更加适应Internet的快速发展。”
企业与企业在市场上进行较量时,实际上是两种层面上的较量:一是产品、技术上的较量,一是企业文化空间、企业成长空间上的较量。但人们往往重视的只是第一层面上的较量,另一个层面却往往被人们忽略。虽然第二层面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但它却是“有形”的土壤和空气;没有肥沃的土壤、新鲜的空气,“有形”的东西便成长得不好。
企业之间最深层的竟争就是这种无形的竞争。我问施振荣:“您是做技术出身的,与英特尔的葛鲁夫和微软的比尔·盖茨的背景都是一样的,您公司成立的时间与他们两家成立的时间也差不多,为什么那两家公司走在了最上游?”
施先生回答说:“如果说美国人比我们更聪明,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同意;而我也不见得没有美国人用功。但是如果说,美国人的环境比较好,我们也只有认了。”
施先生讲的环境其实指的是企业的生存空间,这种空间不仅仅指政府的政策,还有长年积累起来的文化。“日本现在落后于美国,在于其文化上的瓶颈。美国有两个方面的长处,一是软件的创新,一是在信息的应用。这两点也是日本竞争力衰退的主要原因。”
“日本企业能生产出来高质量的产品,但很少有创新的产品,这涉及到他们的文化。日本社会在亚洲是最有组织的社会,讲得难听点就是最僵化的一个组织社会,所以它会限制IJ创新。但是它一声令下,要精益求精,它的组织能力就很强了。现在到了21世纪,是爆炸性的、多元化的社会。软件文化本身属于创造,不只是创新,它有很多的创造力、爆炸力。软件要有客观的文化,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通过教育开始的。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从小就学三字经,从小就塞塞塞,这是文化上的一个颈瓶。适当塞些知识是对的,但不要让我们定型。”
在信息社会里,知识经济开始成为一股不可扭转的浪潮,创造力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因此,人的创造因素在一个组织结构中越来越成为一个衡量其自身好坏的标准。包容性的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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