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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
若人之为我友。
内外进矣！
对这段话，大义理家或大考据家，自然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懒得研究他们是怎麽解释
的，我只想照我自己的意思，给它来一番「李氏新解」。
我的「新解」是，这段话的妙处，乃在它把一个学生的受教育的历程，做了一番有意思
的比喻。它描写学生在老师的「春风化雨」下，对「是非」「利害」观念的层层演变，从「不敢念是非」一变为「庚念是非」，再变「庚无是非」，最後变为不知人我的是非。而这种演变，做老师的，自然随时从旁奖掖或示以颜色，老师看到孺子可教，遂由一盼到一笑，由一笑到「排排坐，吃果果」，最後浑然一体，师徒一致，形成了一个「学网」，在「学网」之中，他们谈的只是辈分和名分，谁跟你谈是非？
重名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子曰：「必也正名乎？」於是，在正名过程里，师生是其
中一个强而有力的名分。但是，孔子似乎觉得，老是「名分至上」、「辈分第一」，似乎也不太好，至少在「仁」面前，「名分」「辈分」应该让一让，所以他说：「当仁不让於师。」所谓「当仁不让」的「仁」字，大义理家和大考据家们又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这个仁字可以解释做一种对「是非」的观念，一种对「是」（真理）的固执，一种对「非」厌恶。如果这样解释，我认为「当仁不让於师」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在真理和是非面前，不能因为有师生的名分就马马虎虎。这是不能让的，就便是老师，我们也要批评。」读过亚理士多德的「尼可马堪伦理学」（Ethica Niachea）的人，都会在第一部第六章里，看到他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话，他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场合，他选择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於师」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忧」的，
因为真理可以使自己「内省不疚」，「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会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旦真有一个「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现了（比方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以「仁者不忧」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现一次「是吾忧也」的气概呢？
照孔子的说法，是要表现的。因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仁者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但是孔子没有想到，这种表现有实际上的困难，它不能发衍为一种使人遵行的传统，原因很简单 它触了另外一种传统。
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中国的「名分」传统，在名分传统底下，一个讲求当仁不让的「是非」传统，是无法发荣滋长的。换句话说，传统跟传统打了架，结果呢，「师生」的名分传统胜利，「不让於师」的是非传统投降。
这种矛盾的冲突与胜负，是这位两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压根儿没想到的，其实这该怪他自己，怪他为後人铸造传统的时候，竟不小心弄成了「两统相斗，必有一伤」的局面。
这种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从是非传统来讲，叶公那边是对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儿子的，除非说谎话，是无法「非」掉的；但从名分传统来讲，孔子显然牺牲了是非，他主张把「是」予以「隐」掉，唯有「隐」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这样看来，孔子所转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赞叹的「直哉史鱼」，其中所谓的「直」，并不是依靠在对「是」（真理）的固执上，而是一种对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结果，所谓「直道而行」云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并没要你真的拿来实行。这种「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实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罗斯福路叁段来实行。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里的意义，才能明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道理。
这种名分前面不论是非的做法 ，孔子本人便是第一个实行家 。他作「春秋」，尽管称赞「直」笔的董狐，但他自己却不敢「直」笔。例如鲁国四次弑君，他不写；一次逐君，他不写；一次戕於外，他不写；狄灭卫，他不写；晋侯传见周天子，他改写。……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 麽？ 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
写到这里，我们总该明白了：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於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 一定要被围剿。
＊ ＊
＊
但是，信奉真理的人还是不要失望，还是要读「论语」。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
觚是有六个角的酒 呀！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Ｂ恰如Ｂ，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文言〕师不师。师哉？师哉？
生不生。生哉？生哉？
〔白话〕老师不像老师。这难道是老师吗？这难道是老师吗？
学生不像学生。这难道是学生吗？这难道是学生吗？
这种逻辑，年羹尧把它引申出来写成对联：
不敬先生，天诛地灭；
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在这里，年羹尧用爽快的意思表示了做学生的和做老师的各应遵循的尺度，凡是不遵循这个尺度的，一概剥夺他应有的名分。
这样，我们又可得到一个新解释：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
凡是有这种新颖认识的人，他不会再有一种「狭义的师道迷信」，认为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
章太炎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俞樾，为了俞樾的保守。
周作人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章太炎，为了章太炎的落伍。
周作人的学生也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们也写出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老师周作人，为了周作人跟日本人合作。
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
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後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於「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後，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麽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