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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让。她们是天神宙斯（Zeus）的老婆兼妹子、婚姻女神兼注生娘娘席拉（Hera），宙斯的女儿。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雅典娜（Aihena），和宙斯的私生女儿、爱与美神爱芙罗代蒂（Aphrodiie），即维纳斯（Venus），她们要求来个选美比赛，请宙斯评判。宙斯是老奸巨滑，那肯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他叫她们去找巴黎斯（Paris），于是三位女神，直奔巴黎斯，跟他幕后交易，最后维纳斯贿赂成功，答应裁判得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海仑（Helen）。于是，当选者得到金苹果，落选者掀起战争，一打就是十年。
上面这个史例，说明了选美本身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发明，争奇斗艳是孔雀的大性，也是女人的天性。凡是“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就没有“不把双眉牛画长”的，让女人做做困美之斗，四座同笑，上下并欢、且为大上人间，留下绝代佳人的尺码，是一件很美的事。人类自古就有这种发明，殊甚嘉许，至少不必大惊小怪，至少还不致于构成“资本主义堕落生活方式的代表”，或是”‘侮辱女性，’之类。 希腊国王长堤选美时，世界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小姐能上台，李敖先生不能上台，这反倒是对女性的谄媚，对男性的侮辱。何必用不通的大帽子反对呢？用大帽于反对选美的人，他们有不开心的心病和易倒胃的胃病，老喜欢过度用道德的标准来套一切。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身，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而是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
一般人口头禅“真”“善”“美”，真是科学哲学的；善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美是美学艺术的，美本身无须为真和善做美女。何况照拜昂（Bion）说法，美就是善；照济慈说法，美就是真。美本身足可成立，无须也不该加上道德判断。所以，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
错在提议者所根据的理由。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上帝的礼物，人类发明选美，不过摆出礼物而已，赏心悦目，快然自足，没有别的，也无须有别的。美本身就有“原始的完整性”（primitive integrity），选美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意义，不必被也不该被“政治挂帅”。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的学人，应该问问自己：这种动不动就“一切为政治”、“政治领导一切”的毛病，是不知不觉跟谁学的？
罗素从苏联回来，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学人们怎么这点分寸还弄不明白？
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可曾想到未在枝节上得好处，已先在根本上－“政治挂帅”上开了倒车？
你们的书，念到哪儿去了？
结论是：我反对以道德理由禁止选举中国小姐，一如我反对以政治理由开放选举中国小姐，说破了真好玩－道德性禁止和政治性开放，其实两组的理由竟一样！它们同一思路，同一模式，同样不知美之为美，同样混！
写这篇文章，本来是以作战“解围”伏笔的，现在却成了出猎“打围”，我真抱歉。
一九七九、七、二七。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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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母女泪／李敖
最近我凑足十几万元，使妈妈得以绕道美国，转赴香港，跟来自大陆的大姐、二姐，相聚一周。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就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他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
在1948年，我们全家在北平，爸爸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的台湾朋友翁镇劝他为什么不一直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变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姐、四姐、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会轮船到上海。大姐、二姐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姐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姐、二姐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平被围城、北平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北平失掉了连络，大姐、二姐失掉了连络。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徐州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余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去台湾了。
到台湾后，我家陷入长年的贫困，穷得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在大陆上的大姐、二姐，也不可能比我们更好了。
1950年前后，大姐、二姐通过她们在香港的同学，转过信给我们，可是，为了怕海峡两岸的“高压电”，这一通讯，不便继续，不久，在香港的同学也离开了，仅有的通讯，也断掉了。
接着几年过去了，在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大姐、二姐也全不知道。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二十五年过去了，近三十年到来的时候，归化美国的三姐，终于去了一次大陆，看到大姐和二姐，她们都结婚了，大姐有两个男孩，二姐有两上女孩，大姐和大姐夫都是医生，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工程师，她们在漫长的三十年里，挨饿、受难的事例，是一言难尽的，虽然其间五叔入狱了、老姨（妈妈的小妹妹）自杀了，亲人离散、故人长诀，但是大姐、二姐总算辛苦成巢，分别在昆明、在上海，活到了今天。
最近大姐参加医学会议，到了香港；二姐申请海外控亲，也到了香港。妈妈因为国民党不开放香港观光签证，只好先去美国。国民党刁难她，迟迟不给她出境证，直到无可再拖，才给了她。妈妈从美国转到香港，大姐、二姐在入境室欢迎她，三十五年的长别，三十五年的离散、三十五年的梦里音容，在泪眼里、在呼唤里、在拥抱里，立刻模糊成了一片……
中国人民何辜，九十年来，敬陪国民党革命，“革命，革命，革过又革了”，最后革得骨肉生不能见、死不能送，关山难越，尽是失散之人；幽明永隔，长为他乡之客，最后不能“反攻大陆”，也不准大陆人民来台，也不准直系血亲来往见面。只死命的一个劲儿扣住在小岛上的一切，这又算是什么？使人母女三十五年不见面，这算哪一门子“救国”救民？哪一门子英雄豪杰？这样莫名其妙的冷血政党，古今中外，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吗？
上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