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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东汉末期的这两代君主都乏善可陈，诸葛亮就曾经在《出师表》中哀叹曰：“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刘宏登上东汉皇帝的宝座是很偶然的。汉桓帝刘志36岁去世，没有留下子嗣，窦太后这才提拔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远房侄子12岁的刘宏当了皇帝。
12岁的刘宏并不是东汉的第一个少年天子，自从汉和帝刘肇开始，东汉的皇帝在即位时都尚未成年。少年天子不通政务，外戚和宦官就借机明争暗斗，轮番窃掌政权，把天下搅了个乌烟瘴气，最后合力把东汉推向灭亡。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天下的人口、钱财、土地都是皇帝一个人的，按说皇帝是没有必要费心敛财的。但这世上的事情无奇不有，贪财的皇帝在历史上还真不稀罕，他们若是和汉灵帝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宏在当皇帝前本是东汉皇族旁支，封爵亭侯，食邑不过百户，大概相当于一个中小地主，他幼年时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贫困的。
如果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童年经受过经济窘境的人，长大后对钱财很可能会抱有一种贪婪的态度。
在灵帝刘宏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童年阴影对他的影响。他继位第二年，就在中常侍曹节等宦官的帮助下，迫使窦太后还政于自己。一旦成为东汉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刘宏的贪财本性就暴露得淋漓尽致。
地方上进贡的贡品一般经皇帝过目后缴入国库，这个皇帝不一般，不雁过拔毛绝不心甘。他每次都挑选出几样精品，收入自己的小金库，还将其巧立名目曰“导行费”。
朝中有人实在看不过眼，就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天子当以天下为重，不要为了几个小钱惹得百姓不安。刘宏大怒，将此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吱声，“导行费”直到灵帝驾崩才被废除。
私吞贡品，借修宫殿、铸铜人的名目大肆加征税收，刘宏为了搂钱可谓费尽心机，耍尽手腕。可是这些钱无法满足他的贪欲，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利呢？
刘宏想到了他手中任命官员的权利。刘宏手中乌纱帽多得是，想要吗？拿钱来买。
卖官，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一件招致臭名的事情，刘宏却连地下交易都不屑为之，他专门在皇宫西园开办了一个官职交易所来正规经营。除了自己的皇位外，其他职位上至三公，下到县令，都明码标价，公开招标，公平销售，童叟无欺。
官位的价钱按照级别来定，级别一石是一万，如年入四百石的副县级官职出售四百万，年入两千石的正部级官职卖到两千万。如果你想要位列三公，尝一尝当太尉、司徒、司空的滋味，就再加一千万。
上面是公开出售的价格，那么朝廷的正式任命呢？依然要交钱，不过可以打折，只需要交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灵帝时，有一个名叫司马直的人被任命为巨鹿太守。朝廷钦差宣读完委任状后，就伸手要钱。司马直是个清官，哪儿来的钱呢？钦差说，知道你生活困难，那就减免三百万，剩余的要交齐。司马直说，我实在拿不出这些钱，我不做这个官了可以吗？钦差不同意，哪有辞官这一说啊！司马直实在走投无路，就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了，临死前悲愤地写了一封遗书，痛斥这种卖官行为是祸国殃民、国家将亡的象征。
然而，司马直的死丝毫没有撼动灵帝的心，灵帝的卖官生意越来越红火，朝中大多数人都是用钱打通的官运。比如曹操的父亲曹嵩太尉一职，就是花钱买来的。
想过一把三公瘾的人不止曹嵩，清官崔烈也没能抵挡得了这种诱惑。崔烈家里的名声清正，他全凭着自己的努力从郡守升到九卿的位置上。眼看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这时皇帝的保姆程夫人跑来对他说，崔大人啊，你若想当三公，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个五折优惠价。崔烈动心了，崔家世代还没有出过三公，自己若能当一回三公，也算是给祖先争了光，于是交了五折的钱，当上了司徒。
有一回灵帝大宴群臣，见崔烈在席间谈笑风生意气风发，忽然懊恼自己做了一笔赔本买卖，就对崔烈说，你当这官可是才交了一半的钱啊。程夫人听了这话不乐意了，马上接茬儿说，崔大人是个清官，他的官怎么是花钱买的呢，是我帮他弄来的。一时间，举座哗然。花钱买官可耻，靠女人当官更丢脸，崔烈从此颜面扫地，在众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花费了大笔银子买官，灵帝的官员们走马上任后的第一要务自然是拼命捞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本钱挣回来，各地政府的黑暗腐败不言而喻。
地方如此，中央情况怎样呢？灵帝曾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他自顾贪财，将国家权力交到宦官手中，宦官当权，只会乱政，倒霉的只有黎民百姓。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农民没有立锥之地，再加上各种灾荒、瘟疫接踵而来，他们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以野草充饥，“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
至此，东汉后期的江山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田野空、仓库空、民穷财尽的烂摊子。百姓没有活路，自然揭竿而起。东汉末年，警报频传，烽烟四起，天下之大，竟没有一块安宁的土地。
小范围的起义渐渐会聚成一场全国性的风暴。河北巨鹿（今平乡县）人张角，本是太平道的首领，他自称“大贤良师”，以传布太平道为名，用治病为手段，秘密在农民中间组织起义活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说东汉的气数已尽，天下该由起义的人民来接管了。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将张角视为自己的救星，青、徐、幽、兖、豫、荆、冀、扬等八州的穷苦百姓扶老携幼，纷纷赶来，投奔起义队伍。数以万计的百姓由于路途遥远、贫病交加，还有没到达目的地就死在途中，集结于太平道各地据点的群众更是多达几十万人。
张角把八州几十万的信道群众编成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首领称为渠帅。一切准备妥当后，张角定于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作为全国各地同时发动起义的时间。
谁知起义前夕，风云突变，叛徒唐周向朝廷告密，起义计划泄露。马元义在洛阳被捕，一千多名与太平道有关系的官兵和百姓被杀。
张角当即决定在二月提前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军头上裹着黄色的头巾，所以人称“黄巾军”。
他们占州郡，烧官府，围攻豪强聚居的庄园，势同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时间，大河南北捷报频传：河北黄巾军活捉了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南阳黄巾军斩杀了太守褚贡，汝南黄巾军大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灭幽州杀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
张角领导的河北义军、张曼成领导的南阳义军、波才领导的颍川义军互相策应，向京师洛阳逼近，再加上其他各路陆续赶来的义军，洛阳陷入四面八方的围攻之中。
刘宏慌了，急忙派卢植、皇甫嵩、朱儁（音俊）等人率领官兵讨伐黄巾军主力。四月，皇甫嵩率领的步兵骑兵四万多人在颍川与波才遭遇。
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一场关键性的战役打响了。两军初一交锋，黄巾军就击败了朱儁部。皇甫嵩一看不妙，急忙退守长社（今河南长格县西）。黄巾军乘胜追击，包围长社，皇甫嵩深感义军声势浩大，龟缩在城内，不敢出城应战。
此时战局对黄巾军十分有利，遗憾的是他们缺乏军事经验，在草木丛生的地方驻兵扎营。军事经验丰富的皇甫嵩怎肯放弃这个机会，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他派人前去纵火，风助火势，草木猎猎燃烧，黄巾军顿时阵势大乱。这时，增援的官兵正好赶到，伙同皇甫嵩、朱儁的部队扑向黄巾军，黄巾军不敌，数万名将士被杀。
颍川的黄巾主力被挫败后，皇甫嵩和朱儁继续讨伐其他地方的义军。此时南阳义军发展到十几万人，已经攻克了宛城。朱儁纠集数万官军围攻宛城，由于义军奋力作战，从六月至八月，宛城始终岿然不动。朝廷非常着急，打算召回朱儁，朱儁部队军心动摇。
这对于黄巾军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们正可乘机出城歼敌，然而再一次因为缺乏军事经验，黄巾军白白错过了这个战机。朱儁利用这段时间，积聚力量，站稳了脚跟，赢得了朝廷的信赖。他看到义军斗志激昂，知道硬攻无效，便假意解围，暗中却设下埋伏。黄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