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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样，急递铺不久亦面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后来，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的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的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传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站赤系统开始之初，运行良好，但随着元朝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站户所负担的赋役也越来越重。这些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后期，蒙古官僚贵族，甚至一些高级僧侣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酒食。稍不如意，便大发淫威，轻则谩骂，重则吊打；其次，就是交通工具的供给。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舟船等，饲养几十头马畜需要大量的饲料，再加上各种工具的维护与保养，这笔开支也不在少数，如元祐元年（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了铺马199匹、驿驼24头；不光如此，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维修道路、架设桥梁、植树护林等，不但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这些负担压得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成为流民。“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元代诗人许有壬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他们的悲苦生活，为他们的遭遇呐喊，“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做马、贱如奴隶吗？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据《永乐大典》说：“站赤消乏，积非一日”。到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
元朝站赤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修路、植树，疏通交通大动脉，对维持帝国在全国，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如“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一样”，把朝廷的政令传递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促进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民族的融合有积极的意义。
7。 史天泽功成解兵权
1262年，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江淮大都督李璮发动叛乱，占据济南。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汉军向南平叛讨伐，又增派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会同哈必赤开河筑环城，筑长围，树林栅，将李璮围困于济南城中达四月之久，城中粮尽，军心涣散，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
史天泽之所以要匆匆处死李璮，是因为李璮知道的太多了。
十几年前，当金国被蒙古灭亡后，为了拉拢中原的军阀豪族，窝阔台、蒙哥都对他们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实行怀柔政策，他们被封为世侯和将军，兵民政权出于一家，让他们帮助蒙古人绥靖地方，或帮助他们和大宋作战。
但是，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濡染很深的汉人来说，他们的正统思想还时时作祟。他们看不起这些只会弯弓盘马的人，往往以华夏几千年的文明来俯视他们，把他们看成一伙什么文化也没有，只知杀戮的“匪类”，觉得他们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因此，他们往往一面应付着蒙古人，一面却又在一起高谈阔论，把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只是后来蒙古人成了气候，特别是忽必烈表现出来了千古帝王的雄才大略，这时他们才死心塌地拥戴他，并为之效忠。现在，李璮却不自量力，竟然趁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后方空虚之际叛乱，企图利用拥汉灭蒙的策略得到各路世侯的响应。史天泽认为李璮知道自己及世侯的事情太多了，一旦他被带到忽必烈面前，乱扯乱咬，那自己过去的一切将袒露无疑。李璮自当诛杀，但自己也绝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史天泽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险杀死了李璮。
当然，他也知道，擅杀钦犯，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允许的。于是，他就连夜上书向皇上请罪。他为自己找了些理由，什么李贼大骂皇上，使人气愤不过；什么咆哮营帐，使人怒发冲冠，等等。
但忽必烈并非好糊弄的。他疑心塞胸，疑虑重重，他对世侯的反感在李璮叛乱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他不明白，史天泽为什么要急于杀死李璮？他们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忽必烈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汉人幕僚，他们是怎样来到自己的身边的呢？
他忘不了刘秉忠、姚枢、廉希宪、张易、商挺、赵良弼、王文统……他们都是相互举荐来到自己的身边的。他们相互举荐，能不结为朋党，狼狈为奸吗？自己对他们委以重任，但他们是否真的能以儒家的正统思想对待自己？今天有一个李璮，明天还会不会有什么史檀、张檀……更多的汉人世侯反叛呢？一个还好说，一旦他们连成一片，自己将如何应付？
一连串的问号，太多的联想让忽必烈后背冷汗直冒。对忽必烈而言，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因而，要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还不到时候。大宋一天不灭，他们思想上还有一天的动摇。一旦操之过急，就会造成兔死狐悲、群起自保，甚至激起更多的反叛。
明白了这个道理，忽必烈便在杀死了李璮的老丈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后，果断地停止了对李璮和王文统案情的追究。
一连三天，忽必烈都没有上朝。他惊悸不安，忧愤烦躁，几次在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为自己压惊、祈祷，要不就躺在察必皇后的凤帐内望着金顶的廊柱出神。甚至还传出话来告诫史天泽说，要是朕让你们杀什么人，你们可不能立即执行，得迟个三五日，免得杀错了……
忽必烈惊惧不安，汉人大臣们更是如坐针毡。
史天泽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自己作为汉人的世侯，拥有“清乐军”和“黑军”两支军队，蒙古人之所以倚重自己，完全是他们战略上的需要。如今李璮的叛乱，让忽必烈震动不小，也为那些想取缔汉人幕僚的蒙古人提供了口实。虽然自己并不以权重为好，这个忽必烈是知道的。想当初，在窝阔台时，为报兄被杀之仇，自己曾接任大哥史天倪军民之职。打败武仙后，自己即请上奏归职于侄，自己愿退还田间，耕种为乐，此举得到窝阔台的赞许。
但今天的忽必烈面临着汉人世侯的信任问题，这个史天泽能看出来。虽然李璮叛乱没有扩大牵连，自己擅杀李璮忽必烈也没有深究，但是忽必烈三天不上朝，说明他是在作着艰苦的思想斗争。忽必烈是开明的，有帝王的胸襟。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被汉人称之为“蛮族”的蒙古人，在他身边固守蒙古传统的大有人在。他能力排众议，做到用汉人施汉法，汉化治国，已属不易。今天，李璮叛乱，让他脆弱的思想怎能不一下子近于崩溃呢？
与其自上而下动刀子，不如自请消除兵权，以消除忽必烈对汉儒、世侯的猜疑，只有这样，才能缓和忽必烈的疑虑，才不至于忽必烈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对付汉族的世侯军阀。
于是，第四天忽必烈上朝之后，史天泽就上奏说道：
“兵民之权，自古不可并于一门，汉朝邦国，唐朝藩镇，都是血腥的教训，说明自古地方就应听命于中央。今我朝过分垂爱臣等，不仅大授美职，还模仿漠北蒙古传统制度让我们世袭官职，造成地方割据势力过于庞大，导致像李璮这样有不轨之心人的叛乱。所以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消除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以免造成了社会动荡，百姓涂炭，臣请皇上消除职权，退休还家，同时亦解除史氏子侄握有兵符者十七人之兵权。行之，请自臣家始！”
忽必烈说道：“史爱卿，你不必多虑。你们史家，对我蒙古帝国的建立，可谓抛头颅，洒热血，肝脑涂地，忠贞可嘉。先前窝阔台汗就曾对爱卿赞之，宪宗皇帝也多次称颂你的美好品德，他们都不同意你退休的请求，今我怎能让你退休呢？”
姚枢出班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