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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就是其中一个。美国在台湾拥有影响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人利用台湾问题在两边捞好处，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为什么不归还日本的四岛？还有人说，你们中国一直在明里暗里阻挠朝鲜统一，以便更好地利用朝鲜这张牌呢。
可是我们的媒体偏偏要把这件事描写成美国人欺负我们、美国人围堵我们、美国人歧视我们。从银河号事件、阻挠我们申请奥运会、李登辉访美、大使馆被炸、一直到南海撞机，我们的媒体表现得就像中央电视台那几位极爱煽情的主持人。
谢天谢地，这两年我们终于开始可以平等地对待欧洲了，与欧洲各国之间纷争不再说成是人家欺负我们了。这其中的原因，显然是相比美国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而言，我们面对欧洲时，自卑感要低得多。
实际上，当一个国家光明正大地和你竞争，才有可能是瞧不起你。恰恰相反，当它开始使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时，正表明它已经自认为没有压倒性优势了。就像体育比赛，那些要使用非正常手段（服用兴奋剂、贿赂裁判等）来赢得比赛的人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光明正大地击败对手才出此下策。
请记住，美国人越是搞什么花招，我们应该越高兴才对！
第二个主要手段是把针对某个中国人的事件上升到针对整个中国人的事件。
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发生了多起涉及中国人的事件、案件，这其中尤以“中国商人赵燕”被美国国土安全官员罗德斯殴打最为突出。我在这里不是来评价谁是谁非，也不是来评价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否公正。我要讨论的是该事件发生之后，国内媒体的反应。
事件传到国内之后，国内的媒体一如既往地将它上升到美国人侮辱中国人的高度，赵燕本人也多次表示“为了民族的尊严”，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
还有，有媒体以“暴打赵燕的恶警——美国国土安全官员洛德斯”为题来报道这件事。该文作者大概忘了，就是在中国，一个杀人犯哪怕是当场抓获，在法院审判之前，你也只能称他为“犯罪嫌疑人”。所以你最多只能说，“暴打赵燕的恶警嫌疑人”。
我们的外长交涉过，我们的政府也抗议过。最后官司还是输了。
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
建立大国意识从何开始做起？或许我们缺少大国意识的成因有很多，但是我觉得究其原因，最关键的还是国内的一些不成文的制度：机场的外宾专用候机厅，售票口的外宾专用窗口，大型活动的外宾专座等等，这些所谓体现我国“礼仪之邦”的规定潜移默化地侵蚀了国人的意识，这就像张教授文中所言的，造就了国人的自卑心理。
建立大国心态应该首先从爱国开始。人家好的东西固然要拿来，但是拿来的同时不要忘了本，是姓氏放在前的炎黄子孙后代。我就经常对老外讲I’m proud to be a Chinese！要想龙抬头就不要非得等到有朝一日；一点一滴的积累， 用行动来告诉那些想在中国捞便宜的外国垃圾。
外国人都搞不懂中国的什么？（1）
远、神秘、古老、东方，这几个词至今仍是绝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的老外对中国的印象，朦朦胧胧、模模糊糊。这就难怪，许多老外一到中国就如坠云雾，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搞不懂中国人说的话
众所周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用于公共场合的，一套是私下说话时使用的。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一在公开场合说话，就会比较多地加入一些套话、空话，甚至大话、假话。这四种话，我们自己很受用，可是外国人一听就犯迷糊。
我有一位美国朋友，娶了中国老婆，住在岳父岳母家，中国话说得比大山还好。可是他告诉我，中国人开会，说的每句话单独他都听得懂，合在一起他就不明白意思。前不久，我陪两位老外到一家科研机构与该机构负责人面谈，该科研机构有差不多十人出席，领导很自然用了那套公共场合的话语系统，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建设和谐社会。弄得老外一出门就赶忙问我：“刚才那位先生到底想说什么？”
到底想说什么？我是很早就听明白了：希望这两位老外尽快邀请他去访问。
普通老百姓层面上，中国人总体上爱撒谎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人一面抱怨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可是一转眼自己就加入撒谎的行列，撒谎甚至成为我们大家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张口就来。
去过西方国家的人普遍有一种感受，就是那里的人特别容易相信别人，你说什么人家都相信。
在中国，我们是先假定一个人是不诚实的，只有通过交往发现这个人是可靠的才开始相信他。在西方，人家是先假定一个人是诚实的，只有通过交往发现这个人经常撒谎才开始不相信他。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撒谎呢？一项心理学的对比研究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项研究分别在中国和美国调查人们心目中最具智慧的人和事，结果发现中国人心目中最有智慧的人是诸葛亮，最具智慧的事是空城计和草船借箭；而美国人心目中最具智慧的人是爱因斯坦、牛顿、亚里士多德等科学家和思想家，最具智慧的事是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大家看，中国人心目中最有智慧的事竟然都和“骗人”有关。
也许有人会问，诸葛亮是军事家，而常言说得好，兵不厌诈，一个军事家欺骗敌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为什么把这件事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这个问题我分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德国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西方人尊称为军事理论的圣经。不像我们自己的《孙子兵法》，这本书绝大部分的中国读者可能没有读过。这两本书我们做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得到有趣的发现：《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一开始说“兵者，诡道也”。我们再看看《战争论》的第一章“论战争的性质”，这一章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人多的一方要赢人少的一方，实力强的一方会战胜实力弱的一方。”这不等于大白话吗？许多读者可能会问，这也算什么兵法？
我当然不否认“诡道”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战争的最后结局通常是由实力决定的。拿破仑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站在兵力多的那一方。”
第二，在西方的战争史上其实也不乏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或者类似诸葛亮的避实击虚、四两拨千斤的经典案例。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案例、指挥这些战役的将军没有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智慧的象征、智慧的代言人？同样的道理，诸葛亮的功绩远不只空城计、草船借箭这些，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件“骗人”的事情在中国流传最广？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的答案是，尽管道德层面上中国人谴责谎言，但是在内心深处，中国人并不把撒谎当回事，因此，对敌人撒谎、这一特殊的谎言一旦摆脱了道德束缚，就装上了“智慧”的翅膀。于是，谎言要掩盖的真相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机密，接下来的任务是比谁撒谎的本领更高，谁的谎言更难以被识破。
中国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那么多被发现剽窃的教授竟然还能继续做他的教授，竟然还能教书育人，竟然还有人为之辩护，说他抄得不算多，还有抄得更多的。这是典型的中国的逻辑。
著名作家巴金去世之后，人们在评价他的作品时发生了争论。于是有人说，即使巴金的小说一钱不值，单是他提倡讲真话这一点就足够使他成为一代伟人。
在中国，要成为一位伟人是多么的容易，只要说说真话就可以了。可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教授从80年代开始在上海对中国人的消费进行研究。实际上，他一开始是研究中国人的收入的。为什么他后来改为研究中国人的消费呢？他告诉我说，因为中国人的收入他怎么也搞不透。他举例说，一个中国人告诉他，一个月的收入是2 000块人民币，可是这个人去买一件价值100元衣服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类比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抛开复杂的汇率不算，将一块美元等于一块人民币。在美国，我自己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拿过2 000块一个月的工资，我去买一件价值100美元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