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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对权威人士所说的“国际惯例”产生了质疑，建议尽快公布中美WTO协议具体内容。这些学者认为：首先，美方谈判代表早已在协议签署后第一时间内，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了不少协议内容，率先违反了权威人士援引的国际惯例；美国谈判代表团经香港回国途中又向新闻界介绍了协议部分内容，再次违反了惯例；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中方尽快公布协议具体内容，不仅有利，而且有理。其次，就是美方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信息，而我方权威人士则是在一个收费很高的研讨会上披露信息。在广州举办的那个高规格的WTO研讨会，每张门票价格1500元仍然需求热烈，主办单位甚至不得不将1000座位会场改为3000人会场；这显然给会议主办单位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两种披露信息方式，哪一种更为符合国际惯例，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更何况从讨会发言内容看，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若干协议内容，与国际惯例已经存在矛盾。
最终，权威人士还是迟迟没有公布中美WTO协议具体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论坛上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不了了之了。＇思维教练＇那弊大于利的分析找不到权威的依据。＇陈新＇最终也同样没有为他政治上“双赢”的论点找到有力的论据，最终＇陈新＇在辩论中被逼急了只能说：中国加入WTO本身就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对于经济方面，＇陈新＇显得十分乐观。他认为中国入世后可以利用“免责”条款，逃避入世的义务，甚至凭借可以中国人的“聪敏才智”不遵守WTO规则，“涮美国人一道”——这是中国人的“专长”。
＇思维教练＇对于这种狡辩不以为然，没想到的是，这种无赖的理论在论坛上的很多人中却还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还好，最后国家主席***和总理朱镕基不得不在多个场合郑重表态，中国一定会遵守WTO规则，在享受应有权利的同时，切实履行对外承诺。
1999年的年底，＇思维教练＇被＇陈新＇那种人肆无忌惮的狂喊给拆磨坏了，论坛上，支持入世的人不停地在他的耳朵旁边制造着震耳欲聋、铿锵有力声音。他宁可去听摇滚乐，也不愿意再进行这种无谓的辩论了。
也就是在1999年，在中国第一代摇滚力量崔健等人已鲜有新作之际，“新裤子”的闪亮登场为中国摇滚界注入了新鲜的力量，保证了中国摇滚乐的继续发展。1999年6月 在香港发行首张专辑《新裤子》，就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关注。勇敢果断的新裤子乐队给中国的摇滚乐迷们带来了新鲜动感的Pop…Punk音乐。7月 “新裤子”应邀参加名为“中国摇滚新生代”的音乐会。这是继5年前“中国摇滚乐势力”之后，中国新音乐群体在港的又一次集结亮相，意义绝对不同寻常。
属于X世代中普通的人群的这三个呆头呆脑的青年有着复杂的一面。毕竟不再是用“痛苦”扮酷的时代了，他们与旧式中国摇滚乐有着看似让人难以理解的差异。他们说：“我们要认命！”，与其痛苦地逃避，不如痛苦地生活，他们在自己的歌中欢快地唱道：“我愿意，我愿意享受痛苦的每一天！”
就象那个掌握不了太多和弦，跟你说话时他永远不会看着你的主唱彭磊，惯于使用重鼻音节唱腔的大舌头，唱着《我们的时代》：
终于到了这一天，一切都改变。
再也没有烦恼，一切都是爱。
LaLaLaLaLaLa，LaLaLaLaLaLa。
这是我们的时代。
不用匆忙去恋爱，绝不会失败。
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有太多的时间。
LaLaLaLaLaLa，LaLaLaLaLaLa。
这是我们的时代。
后来遗憾的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不坚定、守旧和妥协。他们绝对没有遵循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在音乐上拒绝进化，在21世纪已来到的时候，仍旧将音乐做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来的一篇乐评的标题是：“人人都有条新裤子，我的不穿入21世纪”，真是评得恰好到处。
龙咒前传——阿尔忒弥斯计划（作者：议宣） 国退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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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后，按照“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步伐开始加快。一时间“国退民进”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挂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当然，这都是钱政宇和张宁私下吹风的结果。2000年之后的3年，成了“国退民进”的高潮期。这时谁也没想到“国退民进”这句话一语竟然成谶，应验在了台湾的政坛上。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从1949年从大陆败退，统治台湾50多年的国民党败北，从执政党的宝座上退了下来；1986年成立，独抗专制14年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选举中获胜，登上了台湾政坛的顶峰。上演了一出真正的“国退民进”大戏。
台湾的选举结果传来，军界元老俞飞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是十分震惊。前几年，俞飞已经通过几个不同的渠道得到消息说：国民党在台湾没有前途。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几位新党立法委员，通过黄埔同学会的民间渠道转达的。他们都是国民党高干子弟，父亲多是俞飞在黄埔时期的同学。这些人痛陈国民党被李登辉彻底搞腐败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以前的国民党了。国民党内部已经老化，只为个人利益而纷争，年轻人上不来，因此他们要另立新党。他们建议：趁国民党还没有失败，尽量让步以求统一，否则民进党上台就会走向独立。俞飞没有把他们的建议当成一回事，认为年轻人心高气傲，儿子说老子不行是经常的事。大陆的很多高干子弟同样也有很多人认为老一辈不行了，包括俞飞自己的儿子在内。俞飞努力说服自己：“民进党一小撮地痞流氓上不了台。统一还有希望，不用着急。”
俞飞自认为比年轻人想得更深一步。他想得更多的是台湾收回后怎么治理。台湾可不比香港。台湾有本地人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有中华民国的法统。将来台湾如果实现和平统一，必将给予比香港、澳门一国两制更宽松的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时，也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最有利的时机。1978年12月15日，在研究中美建交后对台工作时，邓小平就提出的“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军队变成地方武装”的意见。那就是一国两制的雏形，所不同的是比后来的香港、澳门，多出了保留军队的内容。俞飞担心的是，台湾国民党不会仅仅满足于“高度自治”，而是要参与中央政府。俞飞不能容忍国民党人进入中央政府，用自由民主的口号来搞和平演变。所以后来1995年，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只是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江八点”，其中就没有再提和平统一后台湾保留军队的问题，更没有提参与中央政府的问题。
在俞飞看来，保证香港、台湾的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还是次要的，一国两制首先是对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保护。深圳除了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之外，另外一个更重要作用就是作为香港回归以后的“缓冲区”，减少对内地的政治冲击。俞飞深知80年代之前大陆从这个小渔村偷渡到“自有世界”的人有多少。否则他也不会轻易同意在深圳办什么特区。1979年决定建深圳特区，5年以后刚刚初具规模，中英香港谈判就开始了。等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深圳的发展已经很成熟了。通过深圳这个窗口，更多的内地人和香港人彼此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经过了十多年的了解，经历了十多年的变化，中国才把香港回归的政治冲击化解到了最低的限度。即便这样，中国也不敢轻易地撤除香港与深圳之间的“一道关”，或深圳与内地之间的“二道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首先用于香港问题。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俞飞宁可慎重地等待，看看香港一国两制的执行情况再说。
对于台湾这些年的民主进程，俞飞看得是一清二楚。就在大陆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台湾岛内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岛内中产阶级迅速壮大，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