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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政治体制先进、高级就会创造出先进的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孕育出尖端的人才、尖端的思想，中国自清末以来虽然历经数次社会巨大变革，但始终没有摆脱封建的政治模式，有皇帝的时候，人民是奴才；有政党的时候，人民还是奴才。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时绝对的权力还抑制了一个民族的发展生机和创新活力。对于政府所犯的错误，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可以通过数年一次的选举来实现和平过渡，而东方的封建主义政治模式则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改朝换代，否则大家只能默默地忍受，直至诸多问题积攒到最后，国家政权腐败到极点来一个总爆发。”
“可中国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按道理来说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政治模式啊？”国歌疑惑地道。
“的确，中国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创造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奇迹，但是不要忘了那是一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政治体制上看是陈旧落后的封建主义政治模式，不管是现在的中国还是前苏联，党的领袖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与封建君主相差无几，政府官员的权力来自于高层的赏识和赏赐，而不是来自于人民的评议和选择。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已经拥有通过选票罢免不称职官员的权利，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却被告知莫谈国事，不许参与政治话题，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因为人民不能决定他们的政治前途。这就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形的政治体制模式，一个领袖的头脑决定整个国家的思考，一个领袖的意志决定整个官僚阶层的命运是封建主义政治模式的特殊印记。这种政治模式又怎么能与全民参与的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相抗衡？从短期来看，一个天才的智慧也许会超越众人智慧，但从长期来看众人的智慧不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要远远胜过个别天才的智慧。”
“您是说一党专制相当于一人之智，多党执政相当于汇集众智？”国歌似乎听明白了一点东西。
“不错，中国战败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败在什么地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过数理化，学习过枪炮制造，学习过政治制度，但是为什么仍然一败再败。而日本自民治维新以来却富国强兵，屡屡自一穷二白的困境中崛起，这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吗？从1901年到2001年100年的时间里，全球共有28个国家475位科学家荣获了代表时代科技最高水平的诺贝尔科学奖，这其中有印度科学家、有日本科学家，但却没有一位科学家来自中国。原因无他，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模式、科学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
“您认为中国现在实行多党制合适吗？毕竟国家刚刚战败，内忧外患不断，这时候实行多党制岂不是雪上加霜？”国歌反驳道。
陈逸之赞许地点点头：“不错，你能想到这一点说明你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宏观眼光。”
国歌听了无奈地摇摇头，他知道师傅又开始设思维陷阱了，以前从师学习的时候，他没少被这样捉弄。常常是两个相反的答案，陈逸之却都说是对的，国歌的脑子不被他折腾得九曲十八盘是不会被最终告知真正的答案。
“你不要摇头，一个智慧的头脑必须能够包容矛盾的观点。告诉我为什么？”陈逸之毫不放松，像以前对国歌进行思维训练时一样，督促他深度思考。
国歌想了一下：“多党执政是最终的目标，但现阶段在国家内忧外患的特殊情况下又必须维护一党统政，维护大局的稳定。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讲，鹰盟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所以成立野党势在必行，但又要把握分寸尺度，尽量不给现政府添麻烦，同时要积极维护中央的权威。”
“从你们组织自身角度来讲，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因为你们年轻，没有历史包袱，所以有无限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在等着你们，我相信未来中国政坛上会有鹰盟的一席之地。”陈逸之意味深长地补充道。
机场，师徒二人依依话别，临行之际陈逸之对国歌语重心长道：“厄运灾难的到来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勇气和精神来战胜困难。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面对困难的挑战，只有应战得好的民族才能胜出，使自己在文明的路途中迈上一个新台阶。这次中国战败正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有文字记载的灾难不计其数，我们这个民族历经沧桑、饱受忧患而不衰的奥秘，源于我们民族特有的坚韧精神和柔性智慧。既然灾难不可避免，惟有在灾难面前自强不息方显英雄本色。国家多灾多难，反而可以激发人民发奋图强，战胜困难，使国家兴盛起来。所以，古人云：多难兴邦。既然生逢这个大变革时代，我期望你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不辜负大好年华。”
国歌用力地点了点头，不过他还是有些忧虑地问道：“师傅，您看下一步国内的形势会向哪个方向演变？”
望着阴霾的天空，陈逸之神色凝重地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城头变幻大王旗。”
国歌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两句话，若有所悟。
“群雄角逐，鹿死谁手？”国歌也打起了禅语机锋。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龙舟 第二章 执政危机
本章节总字数：2960
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风暴，瞬间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战后的中国刚刚驱散军事入侵的战争阴云，紧接着又遭遇到国外反华势力的经济战突袭，到11月份这场经济危机达到了最高点，国内70％的企业倒闭，危机期间失业人数高达五亿人口，成千上万的工人、职员、教师、医生、退伍老兵饥肠辘辘，衣裳破烂，流落街头。金融危机与生产危机相伴而来，银行纷纷破产，人民币成了废纸，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一生积蓄顷刻荡然无存。为了渡过经济难关，政府不得不大量削减失业补助金、养老金、劳动和战争残废者优抚金。在整个危机时期，企业也不断降低职工工资，人们的实际收人不足战前的四分之一。由于许多失去工作的家庭，缺吃少穿，挨饿受冻，过着极端贫苦的生活。当时的中国，有1300万儿童失学，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到80％以上，因为他们在挨饿。有一位老师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东西，可是小女孩有气无力地回答老师：“不行啊，我们家是轮流吃饭，今天该我妹妹吃！”
为了维护切身利益和生存权利，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在短短半年里全国爆发了五千六百多次示威罢工游行，参加游行总人数达七亿三千多万人。这场示威罢工风潮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组织纪律性之强，是历史罕见的。示威者的矛头直指现政府，要求政府提供工作机会、提供救济补贴、惩治腐败官员、追究战争失败责任。与此同时，各类民间组织迅速崛起，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红色左盟、新民社，代表知识分子利益的民主救国会、九三学社，代表退伍军人利益的荣誉军团、伤残军人救援会，以及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振兴会、民族工商会等等。
相对大陆的经济窘境和政治动荡，由于华南州、东北州有美日的经济援助作后盾，一开始形势还相对稳定，不过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潮便打破了那里的平静。每天都有几十万汹涌的人潮跨过公路，穿越封锁线，不顾军警的阻拦涌进这两个特区，他们有些是返乡的难民，有些是想在特区寻找一份高薪工作，更多的人仅仅是想找一个有饭吃的地方。庞大的人口压力让刚刚成立的两个自治州政府焦头烂额，尤其是那些从台湾弹丸之地来到大陆的管理人员根本没有治理如此庞大地域的经验，不禁慨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倒让他们对大陆政府以往的经济管理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不敢再在联合政府会议上一味讥笑大陆政府的经济无能。
12月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首届中华联邦主席程光宣布引咎辞职，同时联邦议会决定开放党禁，实行全国大选。消息一传出，举国震动，世界各国的媒体纷纷把焦点汇聚到中国，准备全力以赴报道这一爆炸性的世纪新闻。
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政府的这一民主举措表示了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程光在宣布辞去国家主席的同时，还继续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