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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琏与温济泽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强加的“右派”或“反党”罪名，就这么被全部推倒了。
写到这儿，笔者以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的一段话，作为对历史之邪僻复归正道的小结。胡启立在这个谈心会上说——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于十年“文革”中“这种恶劣做法”的登峰造极，整李之琏、温济泽的一些人也经受了切肤之痛的凌辱与磨难，这些人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与感叹。这种或者先整人后挨整、或者先挨整后整人的轮回反复窝里斗的惨痛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牢记的。谁要是再重演“这种恶劣做法”，必是亡党亡国的庆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李之琏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并在这一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87年换届时才退了下来，时年已七十有四岁。但为了端正党纪党风、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他继续操心劳碌、孜孜不倦，仍在实现着他给耀邦信上所说的，“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
温济泽这只“春天第一燕”，也飞得又轻又快又矫健。“改正”时他已六十有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二十年的损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况社科院已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当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一一过问。1982年周扬病重，他又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岁时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交给温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温济泽。
对《革命烈士传》，温济泽本着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不成立专职机构的原则，联系了十几个单位数十人，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兼职人员或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业余编辑部，历时十二载，于1991年出齐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传记的《革命烈士传》，作为向党的七十周年的献礼。关于《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样本着节省人力财力的原则，组织了二十多位业余编注人员，只向文献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经费，搜集了大约六百万字文稿，从1985年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齐。
1996年4月初本文草就时，温济泽已八十二岁高龄了。他得过脑血栓，腿脚不灵便，但他还继续被人们推选为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问，等等，加上个人的写作，每天仍工作不少于六小时。
温济泽与李之琏，两位都曾受过磨难且已八旬开外的老者，不但没向社会索取什么，也没去“颐养天年”，而是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如今许多一个劲地追权逐利向钱看的人们好生思索么？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初版文后补言
李锐同志在其《同耀邦的诗交》文中说，他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但使他感到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我与耀邦接触不多，但第一次接触就有同感。
那是1979年6月。当月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讲话。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按惯例逐级送审。6月13日午夜，耀邦让人通知我次日清晨七点前赶到他家，与他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
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了一个来小时。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
谈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说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中去。我们觉得这不合适。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如果加进刚才他谈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或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没有的这些内容是新华社某人乱加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发一条他刚才的谈话？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来回踱步沉思。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使他感到伤了面子？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
当然，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约莫沉思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你们说得很对！干脆，会议新闻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我一时来不及去说，请你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说着，他向我们伸出了手：“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然后他登车去中南海，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当天下午，我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谈话。
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的这个特定范畴里，若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
但在他身居高位时，我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些值得留传后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已一年又十个月，有人约我写写耀邦，我也仅仅写了第一次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并加了这样的题记——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
他似乎默默无闻了，
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1989年4月他猝然辞世，我和全国同胞一样，是很悲痛的。
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