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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区青龙县的农村……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温济泽之被补“右”就简单多了：只因转达了有关周扬的一个说法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都在新闻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结合编辑工作，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诸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等。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的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又应约写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工作更加紧张劳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医治疗养中，他又坚持读书，读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处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文艺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接连搞起了“肃反”和“反右”，而且又强行规定了比例数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这时，对外广播部门的业务，归中共中央联络部管。有一次，在中联部的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对周扬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了他自己的一点看法。周扬在这个讲话中说，在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
温济泽说，周扬的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的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了出来，还可以批驳更正；而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即便批驳更正也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
当时主持会议的熊复说，周扬的这个说法，已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向下面传达。
但是温济泽认为，对外广播部门还有四位主持发稿的编委和部门负责人，也应该让他们从严掌握分寸，万万马虎不得，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他们。
万万没料到，有人把温济泽的这一举动，汇报到了周扬跟前。
当时周扬正在明里跟“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算账，暗里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帮助丁、陈说话的李之琏们，突然又听说温济泽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非常生气。他立即给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打了电话。梅益遂把温济泽找去谈话：“你怎么说周扬有错误的呢？”
温济泽早忘了这档子事。但梅益是个有心人，他接到了周扬的电话就下工夫调查过了，见温济泽一时想不起来，就把别的编委的笔记拿给温济泽看。温济泽这才恍然想起，连忙向梅益道明了原委。梅益说：“你自己去向周扬说吧！”
过了不久，周扬在中宣部做报告，温济泽也是听众之一。待周扬报告完，温济泽连忙上前不无检讨地汇报了当时的实情。但已经没法挽回了，因为中宣部和梅益要温济泽作没完没了的检查。
1958年10月，广播事业局党组“关于反对反党小集团的斗争”的总结又把温济泽向“右派”一边推了一把。
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十一个月之后，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补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连忙给廖承志打了电话，又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两位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