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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举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新闻编辑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 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重见天日。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惟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一次大解救“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陈模也被邀请到会。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右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入党。机关党委说，为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面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入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从维熙也对笔者说过，1978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径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炼。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从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历史转折的谋略“文革”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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