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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乏执行力的政府没有“充分的政务公开” （特别是县市这样的执行层）， “充分的政务公开”不仅可以在决策前后充分地了解民意，也让民众有所准备，取得更好的施政效果。
2； 缺乏执行力的政府，此类过程往往缺乏讨论，因难以量化追踪进度，大家似乎也不用为结果负责，所以也讨论不出太多有用的结果。会议结束时，离席的人对执行方案没有投入感。偷工减料执行的结果可说是注定的。
“充分的政务公开＋问责制＋追踪进度”提升“执行力”
从上面的流程中发现，官员对施政方案“缺乏讨论和投入，并敢偷工减料地实施”，主要源于“没有充分的政务公开”，“不用为结果负责”，“难以量化追踪进度”。
1；“政务公开”一直就有，只是远不够充分。美国的大选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举国对未来五年的重要问题展开大讨论，详细到具体的“人员、策略、实施”等各关键流程。大选的结果也是民意对“政务”的选择，也为后期按部就班地执行提供“民意”依据。
2；关于“问责制”，其实做官哪能免责呢？可由于政府部门权利交叉，相互制约，使大部分的岗位责任“难以量化地追踪进度”，并且施政效果显现往往有“滞后效应”，这就让“责任”更难以分辨。再加上决策和施政的不透明，导致“问责制”难以实施，同时官场也腐败普遍滋生。
3； “我们一直在努力，可是大部分时候我们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幸运的是，近代经济学，政务管理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GDP为代表的统计方式，原本标准不一的民生问题得以量化，为“问责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追踪进度数据。如今，这些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GNP和“绿色GDP的概念”。（如果毛时代，就懂得了“绿色GDP的”估计也不会荒废建国初那失去的三十年。）
既然“政务公开”，“问责制”原来就有，“追踪进度”又有了可靠的数据和判断方法。为什么我们政府竞争力还是远低于其它国家？――原因只有一个， “追踪进度”没有量化到政府每一个流程，“充分的政务公开”和“问责制”也没有有力地执行到政务的每一个流程。背后的原因是，这会冲击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执行的三项核心流程：人员流程、策略流程、施政流程。
“问责制＋追踪进度”需要完善和落实的三项核心流程：人员流程、策略流程、施政流程。这也是提升和保持“执行力”的重心所在。
政府所要执行的重要事项，必须在一些重要流程中决定。执行力良好的政府对此莫不采取严谨、认真而深入的态度，甚至为此谩骂，大打出手（相反，在中国的那么多生命死于“人祸”，可相关的官员却平静得令人可怕）。
哪个部门该做哪项工作，该如何考核与管理？策略的执行需要哪些人力、技术和财务资源？两年后，当策略迈入下一阶段时，组织是否仍具备上述各项资源？策略是否能达到应有的水准？策略可否分割为较易推动的几个方案？参与流程的相关人员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辩，努力发掘真实情况，并达成具体务实的结论。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有责任完成工作，同时也承诺要负起这样的责任。
这三种流程彼此紧密联结，而不是各部门各行其是。其中又以“选人的流程”为最高优先级的。
“人员的挑选与升迁”应参考“策略”与“施政“结果，并与推荐人考核挂钩；“策略流程”运行好坏把“施政”现实纳入考量，影响责任人的升迁；“施政流程”也要参考“策略目标”以及“人力水准”。
最要紧的是，领导人及其领导团队要能深度投入这二项流程，因为他们才是这些流程的负责人，并借助媒体等力量进行监督把关和充分沟通，缓和“失去某些的既得利益者”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