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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我挣扎着坐起来。陈丹将一袋东西放到床头桌上。我精神为之一振，意识一下子清醒了。我望着她不知说什么。她冲我笑了笑，说声“拜拜”便出去了，顺手关上了门。我迫不及待地从袋子里取出盒饭，大口大口吃起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记得很清楚，饭是白花花的大米饭，菜是宫爆鸡丁。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次宫爆鸡丁，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饭菜。那顿饭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是和着眼泪咽下去的。此后几天，陈丹每次从学校回来都带上一份饭菜，而且还有一瓶酸奶和一包香烟。如果没有新旅客住进房间，服务员看到房间里灯光长时间不灭，就会不时过来敲门提醒我注意节约用电，那种声音格外刺耳。
陈挺终于来了，看上去风尘仆仆，一脸倦意。他带回很多信封，说抄完后可以得到五百元钱。那是一万个信封，一个星期必须抄完。我别无选择，整整一个星期几乎连轴转。饿了，啃几口廉价面包；困了，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立即又投入到抄写中去，累得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即便如此，陈丹与陈挺还抽出时间帮忙抄写了一部分，总算按时完成任务。当陈挺拿着五张崭新的钞票放到我面前时，我不知道是喜悦还是辛酸？那滋味很难用言语表达。旅店服务员随后而至，小本本上一划，不多不少正好半个月，二百七十元住宿费占去抄写费的一多半。我从不心疼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特别心疼。犹如剜去了心上的一块肉。服务员一走，陈挺不禁发牢骚，说人家势利，态度不好。我要他少发牢骚，并且引用伟人一句名言“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完我想收拾一下，同陈挺到附近饭馆去吃饭。当我对着镜子刮胡子时不禁愣住了，这是我吗？好像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战俘，既邋遢又难看。我洗脸刷牙后换上一身洗过的衣服，要陈挺陪我出去吃饭。陈挺不想去，要我省着点花钱。我执意要去，还说北京这样的地方，靠省钱过日子是不行的。吃饭时我问陈挺有没有更便宜的旅店，他告诉我目前住的旅店已经最便宜了。我又问他还有信封没有，他说到时候人家会通知的。事后很久我才知道，陈挺那几天之所以联系不上是在四处联系抄信封的事情。当他得知有一家公司往全国各地发函的消息后，天天去那家公司等候，一直等到将那些信封拿回来。也许受到此事影响，陈挺还没毕业便开始寻找工作。现在想起来主要原因是他当初沾染了攀比的社会风气，可是客观原因也是我的到来无形中给他增添了思想包袱，促使他提前离开学校参加了工作，应该说是我拖累了他。虽然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认识、感悟和态度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在意识形态上产生激烈碰撞，可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却从不受任何因素影响，一直保持到现在。我相信这份手足情深的友谊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吃完饭后回到地下室商议下一步怎么办。二百元钱在地下室里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那种感觉跟倒计时等待宣判死亡差不多。我不想重蹈覆辙，再次发生饿肚子事件。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始终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我好像困在笼子里的动物，有力用不上。刚好陈丹放学回来，她听到我们的谈话后，说他们班有些女生和男生同居后大都到附近的地方租房子住。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陈丹的一句话令陈挺茅塞顿开，他猛地一拍脑门，连连说他就咋没想到呢。陈挺说明天就去附近村子找房子，租房子比住旅店便宜多了。我差点咆哮起来，板着脸数落他少来马后炮。我终于离开住了四十多天的地下室。在那间阴暗、潮湿、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留下我一段辛酸的回忆。也许这是我来北京应该付出的代价，或许是北京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要我重新认识她，审视她，要我看到她富丽堂皇，繁华似锦后面的峥嵘。当我们走出旅店大门的时候，我一再要求陈挺骑车慢一点，再慢一点。他埋怨说那破地方有啥留恋的，是不是苦吃得不够多。其实他哪里知道我是希望看到陈丹放学回来，当面向她说声谢谢。当时我能做的仅仅如此而已。可是我们走出巷口的时候陈丹依然没有出现，我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我再次见到陈丹已是一年以后了，她与陈挺相似，没毕业就先找工作上班了。只是她不再是以前那个陈丹了。这就是北京！她本身就是一所学校，我喜欢用“新观念速成班”来形容她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2（1）
我在北京租房子的第一个落脚点是长春桥一个不大的村子，与北京电视台隔着几块稻田和一条不宽的公路。村子虽然不大，但由于很多私立学校的学生大量涌入，人口远远超出了它的负荷。因此很多人家为了增加额外收入见缝插针，巴掌大的地方也盖起小房以供需求。我抄信封剩下的钱刚好够交上一个月的房租。陈挺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挤出一百元留给我做生活费。他临走时我再三叮嘱他想方设法找一些我能做的事情。房东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两口。大爷姓桑，患有脑血栓，走路不甚方便，经常在老伴的搀扶下到门口坐坐，出来晒晒太阳透透气。老两口心地善良，态度和蔼。房东大妈对我甚是关照。我住的对面是一家杂货店。我经常挪着凳子去杂货店买烟，打电话。店主是本地人，大伙儿都叫他老五。小伙子很帅，由于我们年龄相仿很谈得来，彼此很快有了好感。一次我去买烟，老五不在店里，只见一位中年妇女在店里忙活着。我一进去她便笑呵呵地说：“哟，小段啊，买点什么呀？”我笑着说买包桂花烟。我出门时很客套地对她说：“伯母，再见。”她笑了起来。我们闲聊了几句，我才知道她是老五的二姐。二姐人很随和，说话做事很爽快。她丈夫常年患病，行动不便，据说是瘀血留下的后遗症。二姐为了照顾好丈夫，辞掉工作成了全职太太。他们的女儿当时念小学，二姐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操持家务，同时还要顾及杂货店，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请来弟弟帮忙照看店面。随着外地人不断涌入村里，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二姐一家人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批北京人。我刚搬到村里那段艰难的日子，二姐一家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便利。二姐对我更是关照有加，我觉得她如亲姐姐一般。后来母亲到北京住院时还是她帮忙办理的住院手续，并且垫付了住院押金。毫不夸张地说，若不是二姐一家人的热情关照，也许我真要跳河了。我大部分时间在屋子里写东西，写完后四处投稿，想以此养活自己。不过我那时写的东西一文不值，靠写作谋生简直白日做梦。二姐夫腿脚不方便，天气好时便在杂货店旁边坐在椅子上晒太阳。他喜欢与我聊天，经常要我出去陪他。我常苦着脸说，二哥啊，我在写东西啊。他问我写得如何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没人要啊！这时他们两口子总是安慰我：“甭急，慢慢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时候二姐常在外面喊我：“小段！快出来晒会儿太阳，二姐夫等你呢！”二姐夫患有高血压，腿脚不利落，又是急性子，遇事急得不得了。二姐时不时地笑着劝他：“你啊，看人家小段，整天乐呵呵的，没事儿唱着小曲，多棒啊！”二姐夫立即化忧为喜，说：“这小兄弟是比不了，甭说我，我看那些好胳膊好腿的也不成！”我们聊天时他们常问我，怎么想到一个人来北京了。我笑着说脑子发热，现在骑虎难下喽。二姐劝我好多次，不成的话回去算了。我苦着脸，说既然来了，夹着尾巴逃跑丢人啊。二姐夫有时笑着说，成啊，小子，看你熬多久。我开玩笑说，过一天算一天吧，过不去了，不是挨着万泉河吗，到时“扑通”往下一跳，完事。两口子哈哈大笑。抄信封的活时有时无，所以我的生活一直处于困窘境地。每当经济陷入困境时杂货店里成了我临时的接济点。我赊东西时二姐从不记账，他们说我自己记住就行了。我接到抄信封的活，挣到钱立即去杂货店结算。每次二姐老五都说：“不急，你现在困难，等有的时候再还也成啊！”我笑着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搬到长春桥后或多或少还是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与兴趣，每次我挪着凳子出去，总有一些人好奇地看着我，窃窃私语。偶尔有人向二姐一家人打探我的情况，他们不免将我吹嘘一番。于是很多人对我刮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