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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秋节，鸿雁特意开车将我接到家中与其一家人过了一个团圆节。春节前夕，她和家人又多次诚邀我和他们全家一起过年，但被我婉言谢绝了。谁知，大年初一上午，鸿雁没有按北京的老风俗去亲友家拜年，却开车特意从大兴找到我的住处，为我端出一大饭盒尚冒着热气，香气扑鼻的炖鸡。她和家人经常对我问寒问暖，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总是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们家团聚。这份独特的友谊，是我北方冬天里最温暖的礼物。
春节刚过，沈姐又一次和家人来京看望我。为了感谢我，这个固执的大姐居然不顾我的再三劝说，特意送了一幅自制的锦旗给我，那大红色的上面是这样两行大字：“执行三个代表，执言仗义为民”后面是“赠侠客记者石野先生，北戴河市民沈淑萍，2004年春”。
那上面的最后一个“春”字，像一束明媚的春阳，明晃晃的照耀着我的心房。我的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朋友，看到沈姐为我送锦旗，当即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感人的一幕。
在我的十年记者生涯中，我曾收到过多位热心读者赠送的锦旗。是的，一张小小的锦旗，似乎不算什么，但它却是读者们对我这个记者的一片真心实意。当他们为自己的冤屈四处求告无门时，当他们为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平而走投无路时，他们总会向被称之为“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向新闻记者伸出求援之手。当媒体排除种种阻力和压力对有关内幕进行深入调查并最终公之于众时，一些被地方有关部门推而不理，拖之不决的问题，一般来说总会有个结果，不管这种处理的结果是扬眉吐气，还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强人意，还是遥遥无期，抑或无人理睬，但毕竟，那些事实的真相，那谁是谁非的内情已被记者以文字、图片、画面的形式公布于天下，呈现在社会大众的眼前。用那些当事人和读者们的话是，“终于有人过问我的事了”、“记者为我们说了公道话”、“事情曝光后，我们终于出了一口气”……对于那些批评和揭露性的报道，当事人是完全耳闻目睹了记者是如何的经过艰难采访，并终于历尽曲折的发出了稿子的。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会对记者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赞颂之情溢于言表，而给媒体和记者送锦旗成为他们最好的表示谢意的方式。
我记得，1999年4月，当我顶着种种压力和威胁，冒着被黑恶势力叫卖人头和追杀的危险，在报社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对那宗独家披露的广州天河区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无辜人”的恶情事件，连续追踪报道了几个月，并最终使8名行凶者被绳之以法，伤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万多元的赔偿。因我多次拒绝当事人的感谢，拒收了他2万元的红包。有关此事，曾与我一起卧底历过险的、后来又成为生死冤家的邓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红包》为题，写了篇稿子发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报人》的“记者新风赞”栏中。后来，伤愈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面大红锦旗给我，上书“执言仗义”几个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话更成为了十年记者生涯中的采访宗旨。
我从南方来到北方后，虽然也在多家新闻单位不止一次收到过读者送来的锦旗，但面前这锦旗上面的两行字，又一次令我感慨不已，静思良久。特别是那“侠客记者”四个字，更令我惭愧万分。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唐朝诗人元稹的那首《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窃贼谁夜行。白日堂堂杀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我也想起了李白的诗篇“纵死侠骨香，不愧世上英”……其实，像我这样的流浪记者哪能称得上什么侠客呢？说来惭愧，尽管我们也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那些弱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们又哪能与古代那些挥刀杀戮匪盗的英雄相提并论呢？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真实记录了一些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现状。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4节 春暖花开的季节（1）
一束温暖和煦的春日阳光，钻入我暂居的陋室。我的心在这灼目的亮丽中又一次平复如初了。我这不足10多个平方的低矮屋里堆满了煤球，咫尺天地。这天地尽管也有寒冷和陌生，但我仍觉亲切和温暖。我从未放弃心中那辽阔的愿望。
人生是快乐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调查许许多多虚伪、冤屈、凶恶、丑陋和邪恶的记者，我们的心灵深处不仅要忍受着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觉得危险无处不在。但我总看到，危险的深处，隐藏着正义的火焰。
是的，我并非像曹雪芹、鲁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只是一个记者，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现在，为了要说出真相，为了那些仍没有了结的案件，为了那些结了案但仍没有解决问题的当事人，为了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人性尊严，我只有通那些为弱势群体呼吁的文字才能表达我作为一名政法记者的感叹。
尼采说：人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他认识世界也就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世界可不应该有我一样的厌倦心绪。因为生活本来是美好的。
在我最消沉和痛苦的时候，我像鲁迅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写作，默默读书，这个时候，精神的食粮成为了我生命的寄托，那些精美的书刊是我黑夜里神驰梦游的空间，是我在沉重的劳乏后的松弛与消遣；更是游弋在我心灵深处的一尾美丽绝伦的小鱼，是绽放在我的青春的心灵上的那一望无际的桃花源。
2002年底，我在简陋的小平房里，写出了第一本书《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在等候这本书的出版的同时，我忍着贫穷和别人的白眼，又忍不住写出了本书，同时我的第三本书《新闻现场——我的北京记者生涯》也即将完稿。来京后，我打了五年官司，过着捉襟见肘、狼狈不堪的日子，采写了五六十宗大案要案，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新闻作品，也写出了三部书稿。特别是这三本书，是我这十年记者生涯的一次总结，也是我的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是我的青春旅途上的一道道带泪的轨迹，是我心灵史上一条条带血的烙印，是我销蚀了30年生命曾困惑过的一种生活的载体，是我的那仍然佝偻着病痛的腰身每天还在鄂东贫乏的土地上劳作的父亲和母亲的无奈叹息，更是我冥冥中感觉到的前世缘之集结。那里面留下的是一怀忐忑，一腔热望，一息流连，一串叹息。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窗前半树黄叶的伶仃摇颤，似乎又在提醒我，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即将来临。季节的交替更迭，又使我记起流浪的艰辛。可眼下，我不但要为我的两本新书呕心沥血，更要为我的那场已拖了四年之久的官司而苦苦奔波。
春天了。2004年北京的春天，少了昔日的尘沙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美丽春天。五年前，我原为躲避烦扰，为寻觅心中美丽的梦想来到素昧的京城，但眼下身边耳畔仍是一片纷扰。我陷入新的烦闷之中。所谓异乡体验的漂泊快感渐次被怀乡之情替代。
流浪京都之际，我总会想起王勃的那首诗：“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是呀，我不是什么侠客，我只不过是他乡之客，就像我至今还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流浪记者。我只不过是一个流浪他乡的自由记者。我猛悟到自己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改变的现实。仰望天际，我不由发这样的长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遥想当年王勃在滕王阁上作此佳句时，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风尘之叹，我真的有什么“失路”之悲吗？哪里有“关山”？怎么就成了“他乡之客”？我为自己心底的那份牵强默默苦笑，又在这似而非之间更觉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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