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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民工都要和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甚至所有民工的个人“简易档案”都要上网公布。据悉，针对劳务管理人员的大型政策法规培训，这在该市还是第一次。
２００４年初，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发表讲话，要求全国各地制定清欠计划，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
2004年4月1日起，建设部新规定：民工工资支付要写进工程分包合同，对于接受转包、违法分包和用他人名义承揽工程的，将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从而使工程款和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又多了一道防线。
2004年1月7日，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8部门，公布了“14条意见”，从清理政府投资工程入手，将对解决拖欠工程款不力的地区采取限制措施；8部门还将联合为农民工讨工钱，并建立起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
2004年5月11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25日止，在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建设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全国性“清欠风暴”中，共帮助农民工追回2003年和历年被拖欠的工资253．8亿元，占拖欠工资总额的79．1％。
我们期待着，随着政府部门一系列化阳光政策的实施，以后的民工不必再遭受欠薪而痛苦了。
民工以跳楼等极端方式索要工资的现象偶有发生，这说明民工的组织力量太弱。如果我们有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制度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会被迫在工地塔吊上为追讨工钱而以生命相威胁吗……
2004年4月26日，西安市9名讨工资未果的民工爬上七楼顶欲“跳楼”，后被警方劝说解救，并受到警告处理。随后，西安公安局发出了《关于妥善处置以攀爬设施的主法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通知》，要求从即日起务必严肃处理攀公共设施“扬言自杀，要挟他人”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此举一出，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有人认为民工“跳楼秀”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闹剧，但更多是对此不解，正如青年作家余杰所说“什么叫‘民工跳楼秀’？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作为最后的谈判筹码来寻求正义和权利的时候，难道也是一种‘作秀’么？如果你们把这种行为当作一种‘秀’，你们为什么不亲自来试一试？”。是的，即便民工的跳楼行为违了法，那么施工方不也先违反了《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吗？为什么某些“有文化的人”只是冷嘲热讽民工的“行为不当”，而对施工方的恶行却熟视无睹呢？难道说，我们见少了一些农民工因为讨工钱而终于悲痛欲绝地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吗？
其实，像民工因为讨工钱挨打受辱、遭受伤残甚至丢了命的案情屡见不鲜，常见诸于报端——
2003年3月，河南一民工讨薪无望自焚身死亡：
2003年7月，贵州省绥阳县民工汪增兴为讨20元工钱惨死于雇主拳脚下。
2004年1月3日，湖北农民工胡卫国因为讨薪，在北京一建筑工地神秘坠楼死亡，他妻子记录下的“讨薪日记”令人辛酸，那含泪带血的日记在媒体发表后再次引起各界对农民工讨薪问题的极大关注。
2004年2月18日，一河南民工因拿不到工资，无钱回家，无奈之余，只好从广东步行40多天才走回家。
2004年2月26日，50岁的山东临沂郯城县民工孙文流，在河南省蒙县一砖瓦厂打工时，因太累忙里偷“闲”休息一下，不料被老板打断胳膊和腿扔出场外。身无分文的他历时6个月不远千里爬行回家。他的遭遇引起了山东省公安厅厅长高度重视，要求警方协助河南公安机关，严惩黑心老板。
……
在我和多位正义人士的多次努力下，幸万强被杀惨案，现在终于引起了河北省有关领导的重视，省里有关部门已做出相应批示。相信幸的家属很快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漫长的四年时光过去了，一直在北京打工为儿子讨公道的幸永怀此次能得到一个令人安慰的结果么？幸永怀夫妇何时才能为死去的儿子讨回应有的公道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在弱势群体愈来愈受到关怀的今天，在全国关注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时候，但愿幸万强的惨剧将永不重演！
第十四章 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第108节 河南少女喊冤（1）
采访完山东省那宗命案之后，我又采访过多宗大案要案，有的案子使我深深为“记者”这个称谓而无比自豪。有的案情虽经媒体披露后也没有什么大的社会反响，但有的效果却很明显。在北京做记者期间，我所采访的几宗案子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不但帮当事人洗净了冤情，而且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下面我要介绍一宗发生在河南安阳滑县的一银行20万元款不翼而飞的案子，甚是曲折。
说起来，我与那位女当事人的相识也颇具戏剧性。
2002年3月1日，我前往长安街采访时，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位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的少女问路，她目光晦暗，像是经过一场劫难。一探听，她原来正要前往公安部信访局上访的。一般来说，来京上访的老百姓大多是一些衣作褴褛、神情木讷、满面沧桑的老人，但面前却是一位衣着干净，而且长得眉清秀的花季少女。出于记者职业的习惯，我问她遭遇到了何种不幸，令她踏上遥远的上访之路。少女先是用警惕的目光扫了我一眼，低头不语。“我是记者，也许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我说。少女的双眼变得明亮起来，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记者”这个词使她的神情由阴转晴。我起先还以为她是帮别人来京申冤，谁知一问，她是在为她自己的冤情而上访。她又有什么冤情呢？当面前这位少女得知我是一位新闻记者后，突然当众给我跪下，哭泣着要求我帮助她申冤。我把她带到报社，经过认真地了解，我终于获知了这位少女的冤情……
这位少女叫宋卫玲，1978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的武警大院里，5年后，她随着由武警军官转业的父亲回到了老家河南安阳市滑县道口。父亲被分配至滑县银行工作。由于母亲一直没有工作，身体一直不大好，本来能考上大学的宋卫玲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决定放弃考大学的机会，高中还未毕业，通过内招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进入了滑县金融系统。好学上进的宋卫玲在18岁这一年，以最好的成绩被分配到滑县华融城市信用社。
在工作上，小宋更是虚心好学，不懂就问，勤学苦练，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所有的业务知识，更练就出了一手快而又准的算盘技能。1998年10月，在全地区金融系统的业务竞赛中，小宋以精湛的技术夺得了全省金融系统珠算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受到有关领导的好评。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小宋又参加了自学考试，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了两个大专文凭，还顺利地考取了助理会计师。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加上业务过硬，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年仅19岁的宋卫玲经过竞选，成为滑县华融城市信用社的一名主任。这也是该单位有始以来最年轻的主任。
她的上进和发展得到了大多同事的羡慕，但也受到了个别人的嫉妒。只是，这位单纯的少女做梦也没有想到，可怕的厄运很快会就降落到她的头上。
1998年7月27日，这一天对于宋卫玲而言，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天下午3时许，宋卫玲和社里惟一的交换员李海莉在例行对账时，细心的她突然发现自己经手的账上多了一笔20万元的提款，手续日期是本月的十多天前，支票号码后四位是8872。她心里不由一沉：不对呀？平日别说是上万元的巨款，就是几元钱的小账，她都记得一清二楚，怎么在账面上出现了如此大的一笔巨额款项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呢？她急忙认真地查看，结果发现那上面的提取金额真的是20万元！发票上的签发日期为7月16日。小宋一边掩饰着因为紧张而狂跳不止的心，一边反复地查看那上面的陌生签名笔迹。她仔细一比对，发现这上面的笔墨也不是本社其他员工的，更令她奇怪的是，不但票面上的笔迹很陌生，支票上的收款人、记账员、复核员和出纳员栏目处却分别加有她和同事李海莉、王军、何军等人的个人印章。见她对着一大堆账目在自言自语地发愣，在一边对账的同事李海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