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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打工赚的钱供我上学。他是个十分严肃的人，至少对我是这样的。对于他的话，我必须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顶撞。长大以后看到电视中的父女亲密的关系，我不敢相信父女之间还会有如此的感情和亲切的行为，那令我羡慕并且向往很久。不过有父亲在家里总是件快乐的事，母亲也显得不再那么疲惫，脸上多了些笑容。父亲出外打工见过些世面，他坚持让我读书。
六岁那年，我到离家几里外的学校读学前班，是妈妈扛着家里惟一的一个木椅送我去的。我们没有课桌，写字看书全放在自己的腿上，印象中的那个教室小而且没有多少光亮。老师姓郭，是位女教师，单眼皮，梯形脸。在物质缺乏的地区，人们很容易崇拜金钱和权力。刚刚进入学校，我们就开始感受到社会的复杂。就在我们为了“六•；一”儿童节排练舞蹈的时候，同学杰和她的母亲出现在门口。不记得她们说过什么，看得出郭老师对杰的母亲很是热情，然后转过身对我喊了一声：“你！别跳了！”。杰跑过来抢走了我手中的彩带。伙伴们都说杰的母亲是大队干部。没有解释原因，我这穷家子弟就失去了机会。
第二年，郭老师不准我升入一年级，理由是我不滿七周岁。可丽比我还小却早就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了，她比我优越的就是她家富有一些。类似的笑贫欺穷事情还有一些。
那年夏天，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悄悄地抹了泪水，拉着我的手走出校门。
大概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那位郭老师抛下她的孩子跟别的男人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但对于她曾经对我们穷孩子的做法，却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中留下阴影。看来有些做老师的也未能免俗，她对贫穷的憎恶和躲避代表了一些人的心态。
我有一个很好的玩伴，她叫娟。父亲在集市上卖肉，养活六口人，母亲有精神病，大概只有我愿意去找娟。她两个姐姐那时已经出嫁，哥哥是村里惟一的大学生。我喜欢听他哥讲话，喜欢他说他在大学里的事情，那对我似乎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又像顽强的种子一样埋在我的心里。我对他那些厚厚的信和奇奇怪怪的邮票兴奋不已。娟常到我家，她教我做菜。我害怕雷声，下雨的时候她就会跑过来和我做伴。
再后来，一个冬天，娟的妈妈不知道去了哪里，第二天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冻死了。娟的家在她哥毕业后搬走了。
二
让人欣慰的是，小学毕业时我的成绩还好，很顺利地升入初中。
初升的太阳是那样的平和而自然，在那条崎岖的路上，它伴我走过了九个春秋。学习总是件快乐的事，即使日复一日，平淡无奇。临近中考，同学们都在努力地复习，我也紧张而又渴望着。父亲要我报考中师，这显然与我的理想有着严重的偏差。夜里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叹口气，轻声地说：“一个丫头，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将来有个工作就行了。”
中师的录取分数线虽高于高中，但我担心的却不是分数。中考结束了，由于我的体育成绩不合格，未考进中师，反而被县高中录取。在本校众多的考生中只有六人被录取，我以为父亲还是会高兴的，可一顿训诉仍未避免。
我是带着无限的热情与憧憬来到百里外的县城的。高中的学习生活也许不算是美好，可发生在自己以及周围的事让我有了更多的认识。快乐也好，痛苦也罢，我感谢那些曾经发生的事。随着所学课本知识的增加，心情愈加灰暗起来，我更清楚高考将是怎样的结果，但是我不懂它究竟会带给我什么。除了这样的等待，或许别无选择。我只期望有一天能为自己插上翅膀，飞上我想要的蓝天！
我终于在千军万马争渡的独木桥上摔了下来。1999年7月的夏日，我真正地感受到了阳光无情的炙烤。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的心像是空了，思维停止了。我没有希望，没有未来。那时我十九岁。
呆在家里，我享受着家人的纯朴，体会着他们的爱，可事实上，母亲的笑容少了，而父亲显得更加苍老。太阳未升起之前，我和母亲早已在田地里除草。除此之外便无事可做。
我的同学该走的走了，没走的在学校复读。我的心隐隐地痛着……。
初中时的一个好友在北京打工，听说在那儿的电脑培训班学习，学校负责推荐工作。只想一下子逃离的我，尽管父亲不放心、母亲很担忧，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家乡，去上我的“社会大学”。
第一部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2）
三
第一次出外打工便理解了远行的苦处。随着人群挤进火车站的检票口，拖着笨重的行李走过几节车箱才找到座位。坐下来，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车厢里挤滿了各种打扮的男女老少，麻木而又疲倦的表情。我不知道路在哪里，这列火车将把我的生活拽向何方？等待我的究竟是喜还是悲？
高考的失败激发了我学习的动力，我拼命地学习，像一块海绵尽量地吸收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虽刚刚接触电脑，一个月内我的打字速度已达到每分钟一百个以上，而我也知道，仅学这点东西根本就不算什么，我担心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北京的秋天和家乡没什么区别，大街两旁的银杏树随风抖落了满地的枯黄。路上的人群总是行色匆匆，面无表情，像是在追赶落下他们的队伍。382路汽车像往常一样用那种礼貌的声音重复着每个站名。
我和一些学员住在管庄西里的一个招待所，虽然那房间有些破旧，但在北京能有一个便宜的住处已经不容易了，我们称这里是“家”。这里住着的多是外地来京打工的人，走廊的那端还有两对夫妻。
山西的那个叫“梅凡”的女孩是学校的业务员，她的工作是在大街上发传单，每天早出晚归，有时还会哭着说想爸妈。安徽的纪冰常打趣地说：“‘梅凡’，‘没烦’啊，怎么这么多烦恼啊？！”我到那里没几天梅凡就走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李月姐大我四岁，有她在的时候，屋子里一定是烟雾缭绕，不知道她一天会抽多少烟。我不喜欢她喝酒，不想看到她喝醉时痛苦的样子，她满腹的心事却从不对人讲。
在刘霞姐那里，我学会了积极而且乐观地面对生活，和她在一起，整个人都会充满希望，有着浑身用不完的力气。她会对我讲高尔基、梵高、鲁迅等人的故事及作品。在工作之余刘霞姐还参加了函授。在她的身边我感受着真诚与热情，她的一言一行都告诉我，她是个稳重可信赖的人。整个冬天，她只穿着一件绿色的已经过时的大衣。
街上的清洁工挥动着扫把，随风卷起落叶。在异地、在深秋，绝对有理由放肆一个人的忧伤。孙校长推荐我们四个学员到一家寻呼台去面试，孙莉有些不情愿，校长有些不耐烦，一字一顿地说：“记着，在这个地方，学校是求发展，而你们是求生存！”。我虽不大理解他的话，但在心里却掠过一丝痛楚。“生存、发展”不时地在耳边响起。
我和小鞠顺利通过了面试，孙莉回来后趴在床上大哭了一场，我知道她伤心的原因不只是这些。在我开始工作以后不久，李月姐去了一家报社做打字员，孙莉搬走了。
我在北京的生活刚有点儿稳定下来，哥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想看看在这儿能不能找点活儿干，在家种地赚不了多少钱啊。”来北京的这段日子让我清楚地了解，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是多么地困难！但我又不能直接对哥说出这样的话。强烈的自尊使我不愿对舍友说出实话，只是告诉她们，哥是来看 我的。
我请了两天假，陪哥找工作。我们买了好多求职报，打过多次电话，也不知走了多远的路。我们累了，在车来车往的大街上，没有可以停下来歇息的地方。饿了，我们只能吃碗面条填饱肚子。
第二天，哥在一家物业公司面试成功了，做销售。我真为他高兴，还叮嘱哥一定要努力，好好干。晚上回来却看到哥一身疲惫的样子，还有沮丧，“那儿的事不能做！”哥的话一出口，我的心紧绷了一下，“他们是搞传销的。”哥低着头，“后来我又到其他公司去过，结果都差不多。”
我从哥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的痛苦，沉默了许久，我说：“哥，你该学点手艺。”“妹，你知道，那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