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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力在19世纪稳步发展，教会团体不断增加。在争取与国教会的平等权利
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不从国教派的复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徒人数的增加和教会势力的增强。从1800年到1860年，不从
国教派的教徒人数在福音运动的影响下增加了3倍。公理宗和浸礼宗获得了
较大的发展，长老宗因为有从苏格兰迁移来的大批移民而得到复兴。不从国
教派的势力主要在中等阶级中，针对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不从国教派各
团体派出了许多富有魅力的布道家深入群众积极宣传教义，吸引了大批国教
会的信徒脱离国教会加入不从国教派。19世纪中叶以后，不从国教派改称自
由教会。不从国教派的福音觉醒运动是第二次福音大觉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本身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福音派布道家德环特·L·穆迪在
英国的巡游布道也极大地助长了自由教会的福音运动。
第二，随着福音运动的兴起，不从国教派力量的不断地壮大，在英国，
对不从国教派的种种压制逐步减少。1813年惩治否认三位一体论者的法令被
废除，一位认论派因此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1828年，在反对派的压力下，
托利党政府不得不废除了“宗教考查法”和“自治市条例”，而根据以上这
两条法令，不从国教者被排除在国会和其他公职之外。自1836年起，准许在
举行不从国教派礼仪的地方举行婚礼。1868年，免除了不从国教者为国教会
的利益而纳税的负担。1871年，在牛津、剑桥，达勒姆三所大学除保留对攻
读神学学位的学生的宗教考查外，其余宗教考查一概被取消。最后，从1880
年起，允许在教堂基地举行不从国教派的葬礼。这一系列的改革，使不从国
教派的信徒获得了税收、教育、婚丧仪式等方面与国教会信徒平等的权利。
第三，在福音觉醒运动中，不从国教派增加了新的教会团体。其中最重
要的有使徒公教会、普利茅斯兄弟会、救世军。
使徒公教会的领袖是伦敦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爱德华·欧文（1792—1834
年），从1828年起，他开始宣传，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信仰，使徒时代的种
种“奇恩”便可以重新获得。1832年，他被解除了教会牧师职务。此后不久，
他宣称有6人由预言立为使徒。1835年使徒人数按同样方式增至12位。因
此，这个团体被称为使徒公教会。1842年，该教派制订了一套复杂的礼仪。
众使徒被认为是圣灵的喉舌。他们长久盼望基督的复临，到1901年，最后的
一位使徒去世，该教派逐渐衰微。
另一个从国教会中分离出来的不从国教派团体是普利茅斯兄弟会。出于
对国教会灵性生活贫乏的不满，在爱尔兰和英格兰西部出现了一些教会成员
以“兄弟”相称的小组，声称信仰和基督徒的爱是他们团结的唯一纽带。这
些小组在约翰·纳尔逊·达比（1800—1882年）的努力下而结合在一起。达
比原为爱尔兰国教会的牧师，在普利茅斯附近任职，因此该派被称为“普利
茅斯兄弟会”。他们认为，一切信徒皆有教牧人员的职能，所以否认有设立
正式牧师的必要。同时，他们也不承认信经，认为圣灵指引全体真正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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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以使徒为榜样在信仰与崇拜中团结一致。在达比的大力推动下，“兄
弟会”扩展到了瑞士、法国、德国、加拿大、美国。
这些新成立的不从国教派团体中最重要的是救世军。它的创始人威廉·布
恩（1812—1912年）原是循道会所团契的牧师，先在加的夫开展奋兴工作。
取得成功后于1864年在伦敦着手同样的工作，1878年发展成为一个军队形
式的组织，该组织要求其成员象军人一样服从，1880年定名为救世军。
对法国革命的反动、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普遍反感
成为苏格兰地区福音觉醒运动的动力。1815年以后，苏格兰福音派的领袖是
托马斯·查尔默斯（1780—1847年）。在他的领导下，福音派的势力迅速增
长，到1841年，由群众捐款修建的新教堂达220座，能够接纳更多的信徒，
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1843年，因为牧师推举权的争论，查尔默斯带领400
名牧师正式退出国教会，成立了苏格兰自由长老会。这个新成立的教会使国
教会中三分之一最活跃的信徒脱离了国教会。但同时，分裂也刺激了国教会
内宗教热情的复苏。
③牛津运动。在英国国教会复兴中影响最大的是牛津运动，又称书册派
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牛津大学的理查·弗劳德（1803—1836年）、约翰·亨
利·纽曼（1801—1891年）、爱德华·皮由兹（1800—1882年）等人领导的。
牛津运动不仅仅是宗教思想方面的运动，它首先是一个宗教虔诚与宗教修炼
方面的运动，是一个高度虔诚与自觉的运动。
牛津运动的兴起与 19世纪欧洲和英国的政治社会形势紧紧联系在一
起。首先它是对法国大革命过火行为和革命恐怖做法的反动。法国的激进主
义在英国引起了保守的反应，它把“所有的阶层都吓得放弃了先进的思想方
式，使得城乡社会都在政治上变成了托利党，并下决心不允许在继承下来的
①
信仰方面有任何革新。” 其次它是对政治上自由主义增长的反动。1825年
以后的几年中，国教会的特权受到了几次重大的冲击，不从国教派从中获得
了权利。到1829年，罗马天主教徒也获得了担任众议员和大多数公职的资
格。进入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实行了议会制度改革。经
过激烈的斗争，权力从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从而增强了不从
国教派的势力。1833年，新上台的辉格党提出“教会财产法案”，旨在用削
减主教区的数目，重新分配丰厚的教会收入的办法来改革爱尔兰教会。对此，
国教会中保守的人士对教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提出了疑问，因为他们发现自
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教会这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竟然可由政府的法
令随意改变，致使国家和国教会的基础发生动摇，削弱了英国教会对人民生
活的控制。
1833年7月14日，约翰·凯布勒（1792—1866年）首先作出了强烈的
反应。他在牛津大学为钦差巡回法官们作了一次名为《全民族的叛教》的布
道。这次讲道的直接起因是“教会财产法案”，以及10个爱尔兰主教区不顾
教会的意见而被取消。凯布勒认为这是对神圣权威领地的一次“渎神的入
侵”。他号召教会人士起来对付这种入侵，就象对付任何暴政那样。揭开了
牛津运动的序幕。
牛津运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33年到1840年；第二
阶段从1840年到1845年。
① 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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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布勒的讲道，表达了许多年轻的国教徒的情绪，他们对于国教会默认
世俗主义，感到极端痛苦和愤怒。凯布勒的讲道成为这批人行动的发端。1833
年7月25—29日，在哈德雷，他们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如何行动的问
题。这些人包括弗劳德、阿瑟·伯塞弗尔、威廉·帕麦尔，均来自牛津大学。
会上决定成立“教会之友协会”，起草向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方面的请愿
和呼吁书。
1833年秋天，纽曼开始刊行《时代书册》，“书册派运动”即由此得名。
第一本是纽曼写的，只有4页，名为《关于牧职的想法，谨致全体教士》，
其中包含的紧迫感和对国教会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时代书册的基调。最初
发表的一些书册以及纽曼在牛津大学圣玛利亚教堂的讲道赢得了一大批支持
者，吸引了一些新的人参加了进来，其中包括年轻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