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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洞察也可以适用于当代社会，因为当代社会同样鼓励个体为他们自己负责。正如谢林（1993）所言，对于健康的潜在威胁已经全球化了，西方社会的个体还被政府告知作为好的公民，他们有责任关心自己的身体。有关健康、外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当代话语中将身体和身份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促进对于身体的过于讲究的呵护，这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身体在当代西方社会臣服于各种社会势力，这些势力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身体在更为传统的社会被体验的方式。与传统社会不同，身体更少被约束在传统的社会可接受的身体模式中（这种模式主要是仪式化的生活，传统社群的典礼），而是更多地与现代的“个体”概念与个人身份相关联。照谢林（1993）和其他的人（吉登斯1991，费瑟斯通1991）的说法，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返回自身的过程”。我们的身体被经验为自我的“外壳”，被设想为单一和独特的。
迈克·费瑟斯通（1991a）探究了在当代“消费文化”中身体被经验的方式。他论述道，从19世纪早期以来，在身体的自我呵护的体制方面就已经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增加。身体已经变成不断增加的“工作”（运动、饮食、化妆、整容等）的焦点，而且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把身体视个体的自我的部分，它随时都可以被修改、变化、变形。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就是这种理念的证据，它认为我们的身体是未完成的，随时都可以改变。运动指南承诺可以改变我们的胃部、臀部与大腿等等。我们不再满足于视身体为已经完成的，而是积极介入并改变它的形状、调整它的重量和轮廓。身体已经变成人们可以为之工作的方案的一部分，这个方案日益联系于个体的自我认同。对身体的呵护并不简单地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感觉良好：我们的幸福和自我满足感越来越依附于我们的身体符合当代的健康与美的标准的程度。有关健康和健身录像彼此竞争，争相提供让我们觉得更好、更幸福、更健康的机会。吉登斯（1991）注意到自助手册是怎样在近代变成一种新兴产业，它鼓励我们用各种特殊的方式想像和处置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身体。衣着迎合着这一要求我们不断地去思考的“返回自身的方案”：怎样“为成功而穿着”的手册（如莫洛伊的《淑女：为成功而穿着》，1980），形象设计服务（总部在美国的“让我多姿多彩”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以及电视节目（比如英国的《时装》和《挑战时尚》）越来越受欢迎；它们都鼓励一种想法，即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衣着被“改观”。
费瑟斯通（1991a）论述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和饮食、健康和健身活动有关的产业的崛起不仅表明了外表的内涵在不断增加，也表明了保养身体的重要性。尽管饮食、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身体约束并不是全新的消费文化，但它们确实是用新的方式来约束身体。几个世纪以来，在所有的传统中，不同形式的身体约束一直被提倡着：比如，基督教就一直通过饮食、禁食、苦行等来为身体的约束辩护。但是，尽管约束是用来禁欲的，作为对于被基督教认为是有罪的享乐的抵御，可是在当代文化中，节食之类的禁欲方法却被用来增进快乐。禁欲主义被享乐主义、寻找快感和满足身体的需要与欲望所代替。对身体的规训和肉体的快乐不再彼此对立，相反，通过饮食与运动对身体的规训已经变成获得色欲与可欲的身体的关键，而这又会给你带来快乐。
衣着的话语因为福柯对时尚/衣着并没有相关的论述，所以他的关于权力/知识的理念起初很少被运用于对着衣的身体的研究。但是，他的关于权力以及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的思考路径，还是可以被用来讨论话语和衣着的实践怎样作用于规训身体的方式。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论述的，着衣的身体是文化的产物，是加于身体之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结果。因此福柯的考量就在提供了一种有关社会力量在身体上面的结构性影响的思考方法的同时也提供了针对有关现代衣着的常识性理解的追问方法。人们通常把20世纪的衣着想像得要比以前的几个世纪特别是19世纪“解放”得多。在今天看来，19世纪的衣着风格似乎显得比较刻板，紧紧地裹住身体。妇女的紧身胸衣似乎就是19世纪身体规训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装束专为妇女而设，不穿紧身胸衣的妇女被认为在道德上可悲可叹（或“松散”，隐喻所指就是行为不检）。诸如此类都是超乎穿衣戴帽以外的东西，即某种关乎道德的评判以及妇女身上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相反，今天的衣着风格据说是宽松许多了，也不那么刻板而紧裹身体了：人们通常总是穿着便装，似乎并无严格的性别规范强加于人。然而，如果我们运用福柯式的思考方法来看待时尚变迁的历史，那么上述那种所谓身体已经越来越“解放”的流行的故事，恐怕就得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了：我们会发现，这种将19世纪和20世纪的衣着风格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正如威尔逊（1992）所说，取代19世纪的鲸骨紧身胸衣的是当代的审美标准所要求的“肌肉紧身衣”。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要求一种全新的规训形式，我们千万不可把这种新的规训形式理解为全无规训：要想使小腹符合今天的审美标准，你必须加强运动，控制饮食。19世纪穿着紧身胸衣的妇女们的肚腹是被来自外面的力量规训着的，而那些被迫加强运动节制饮食的20世纪的妇女的肚腹接受的则是自我规训的指令（这类似于福柯的由“肉欲”向“灵欲”转化的身体所接受的一种变相的规训机制）。这一过程所发生的，一直是规训机制的质的转化而非量的改变，尽管你可以反驳说，现代的身体所要求的自我规训比以前更加有力也更加出于自我的要求，即它为了那不曾被紧身胸衣的穿着者所要求的更大的投入与效果。
福柯的权力理念可以被用于对衣着的研究，以便于考量身体接受意义的方式，考量身体被社会和话语力量所塑造以及这些力量如何隐含于权力的运作的方式。女性主义者——诸如麦克内（1992）和戴蒙德以及昆比（1988）——认为福柯忽略了性别这个身体的社会建构的关键特征。然而，即使福柯果真有“性别盲点”，他的理论概念以及他对于身体如何被权力所左右的洞察仍然可以被用来考察性别问题。在这方面，你可以用他的权力和话语的理念来检查衣着在制造性别界限时发挥着怎样的关键作用，时尚系统在每个阶段都要重新划定这些性别界限。盖恩斯（1990：1）论述道，衣着使得性别呈现为“自明的和自然的”，虽然事实上性别是衣着协同复制的一种文化建构。衣着规范复制着性：妇女必须穿着长长的晚礼服，或者在职业工作的场所必须穿裙子；而男子晚餐必须穿全套的衣裤，这些规定都是武断的，然而却被认为是“自然的”；这样女子气就意味着长袍，而男子气则意味着必须打黑领带穿晚礼服。巴特勒（1990，1993）对表演性的研究深受福柯的影响，她注意到性其实更多的是诸如穿衣的风格和技术的产物，而不是身体的任何本质的属性。她论证道，性的这种武断的性质在舞会上被显著地揭示出来，在那里，人们展示自己的性别特征的技巧被大大地夸张，一点也不自然了。豪格（1987）同样从福柯那里汲取了大量的灵感，他也揭示了人们用来使自己更加“女性化”的那些通常的技巧与手段的非自然的本性：所谓“女性化”的身体，是身体的姿态、举止和穿着风格的效果。尽管福柯在他对于身体的考量中确实忽略了性，但他关于身体如何被话语实践所建构的理念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框架，借助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可以考察性别的经由各种特殊的身体技巧的复制。
对于衣着如何被紧密地与性和权力联系着的进一步的说明，是关于衣着的话语如何使其成为“女性的”事务的方式。车龙（1997）提供了许多例证，说明历史上妇女是如何被与衣着的“琐事”联系而男人则放弃了装饰性的衣着从而超越了这种低俗的事务（弗吕格尔1930）。正如车龙（1997）所论述的，女人已经被深厚的传统定义为琐碎、浅薄、爱慕虚荣甚至邪恶，就因为在从神学到时尚的话语中，她们都被联系于衣着的虚浮。更有甚者，有关或直接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