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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贴紧着“赤裸的肉体”，而有血有肉的身体本来就是欲望的渊薮，渴求着美食与美色。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因此也就无怪乎几个世纪以来那么多的对于时尚的宗教谴责始终不绝于耳。在基督教的教训中，身体引诱是人们与神的思想疏远的罪魁祸首，因此应该抑制身体的欲望并对其施以严厉的惩罚以迫其就范。华丽的衣服，大量暴露身体部位的衣着，以及吸引眼睛的注意力而分散灵魂的注意力的百变无穷的时尚，理所当然要受到谴责，这种谴责特别来自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些清教徒。时髦的衣着一直是清流物议的对象，随着更加现代的性感概念的兴起，时髦的衣着还不断被当作罪恶的化身而受到人们的指责。不过，虽然禁欲主义看起来否定身体，但按照布鲁瓦德（1994）的说法，禁欲主义者们要求人们缩短衣裳，节约布料，却也不啻以类似的方式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身体（同样不能排除身体欲望和性感），区别仅仅在于，禁欲主义对身体的强调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有关衣着、性感和性别的争论，详情请参看本书的第五、第六两章）。
整个14世纪，服装变得越来越夸张了：大帽子，长袖管，长长的一直拖到地上的袍子。然而，虽然有关时尚的诞生的标准的讲述总是倾向于思考封建制度的结束与新兴阶级体系的出现之间的联系，布鲁瓦德（1994）还是提醒我们对此不要全盘接受。对历史的这种描述，多半取材于由富人并且为了富人而作出的各种描写和讲述，所有这些描写与讲述都非常强调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布鲁瓦德认为，如果有人硬要说可以在14世纪找到时尚诞生的确切时间，那么他们所说的时尚仅仅是富人的时尚而已（1994：23）。
许多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变革鼓励了精英阶层的时尚的发展。布鲁瓦德注意到直到中世纪晚期，服装的制作，从原料配备到服装样式的改动，很大程度上都出自女子之手。随着以男性为主的基尔特行会和纺织工人的学徒制的出现，中世纪以女性为主的经营模式就被打破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就为时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原始资本主义组织将服装的生产从家庭手工业转移出来从而“加快了下一个世纪的时尚的变化速度”（布鲁瓦德1994：30—31）。这以后，女工被排挤到无须多少技术训练的生产活动中，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她们发现自己已经被安排在“卖苦力的”工作环境里去了（详见第七章）。
服装交易的拓展以及许多技术的发展——比如手纺车的发明——还刺激了欧洲的时尚，使人们有可能选择更多种类的纺织品。11、12和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还把欧洲带到了和东方文明的接触中，让欧洲人看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的丝绸和皮毛。按照萨义德（1985）的说法，欧洲人与“异国情调的他者”的遭遇，在以后的几个世纪，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东方的身份认同的形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西方的遭遇也深刻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命运，东方国家的自然资源被大量侵吞以猎取廉价的原料与商品，而从这些国家猎取来的廉价原料与商品将越来越成为欧洲家庭的平常日用之物。在整个14与15世纪，贸易的路线遍布欧洲并且延伸到欧洲以外，商人们把意大利的丝绸棉花和英格兰的羊毛运到欧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世界贸易的这种扩展在时尚的形成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14世纪中期时尚的戏剧化演变肯定呼应着商业语言地位的抬升和炙手可热的新的纺织原料的获得，可以有把握地说，正是这些因素将衣着纳入了‘现代的’时尚系统的范畴。”（布鲁瓦德1994：22）14世纪的意大利因为它的丝绸和棉花的贸易而可以被描述成“原始资本主义社会”：按照斯蒂尔（1988）的说法，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使时尚的发展成为可能，并且帮助了时尚以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方式迅速传播开来。布鲁瓦德进一步认为，时尚的身体和正在兴起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是各种社会力量互动与展示的中心，它和世界主义的理想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1994：35）。关于时尚与城市生活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在新式城市兴起的同时，宫廷也为时尚和宫廷社会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7与18世纪的法兰西宫廷，而且宫廷在时尚的潮流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特别耐人寻味。
第三部分 时尚、衣着与社会变迁第17节 中世纪晚期与现代文化早期
14与15世纪，欧洲各地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宫廷，大权在握的宫廷努力驾御和调控着对各个领地的统治。随着宫廷社会的成熟，暴力和派系争斗也明显减弱了，因为权力不断被控制在贵族特别是君主的手里：
高贵的宫廷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君主和贵族的争斗与联盟的戏剧只能在宫廷中上演。因为国王们努力削弱他们的最有势力的大臣们的军事力量，也因为贵族开始像注重威武勇猛的精神那样注重学问与趣味的人文主义的观念，所以宫廷就越来越成为文化和教养的中心。（布鲁尔1997：4）
通过制定新的肉体存在的规则，宫廷在“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身体的“动物性”功能受到了进一步限制：人们为吃饭、睡觉甚至排泄、生殖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与准则，先前可以公开去做去谈论的那些身体的功能，现在则越来越“遮掩起来”，因为它们都属于可耻和难堪之事。生活在宫廷，比起早期中世纪社会更需要对于情绪进行有效的控制，实际上也不厌其烦地制定了越来越多、区别越来越细的行为规范。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其副标题为“文明的进程”的《风俗史》（1978）一书的第一卷，详细记录了这种行为规范的形成。埃利亚斯的证据多采自15和16世纪那些形形色色的社会评论家的著作，特别是伊拉斯谟广为流传的研究风俗的专文《论儿童教育》。《论儿童教育》出版于1530年，书中详细记载了宫廷所要求的各种管理身体的条例。作者记录了许多吃饭、睡觉等生活细节的禁忌（比如不要在餐桌台布上擤鼻子，不要把啃过的骨头扔进公用的盘子里等），这种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应该怎样检点一些“不文明的”身体行为，也说明了在“文明的进程”中各种限制是怎样强加于人的身体的；而在埃利亚斯（1978）看来，所谓“文明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
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身体越来越成为社会价值的载体，传达着有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信息。这个时期的宫廷社会也感受到了社会的相对变动：王室成员和骑士可以通过展示高尚的趣味、优雅的风度和得体的举止来引起国王的注意，邀功取宠于人君。这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
在激烈的宫廷竞争中，要想确保一个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避免受到别人的嘲笑，避免当众出丑，避免名誉扫地，他就必须使他的外表和举止，使他整个的人都符合宫廷社会变动不已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日益注重宫廷社会人士的相互区别和彼此的差异。一个人必须穿一定质料的衣服，一定款式的鞋子，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符合宫廷社会人士的身份，甚至他的笑容也必须按照宫廷的礼节来绽放。（1978：231—2）
在这样的宫廷社会，基于相对变动的社会结构，就出现了衣着、外表和身份之间的新型的关系；在宫廷社会生活里，时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按照布鲁瓦德的说法，时尚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直接影响了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出现：在晚期中世纪社会，“身体和灵魂的居所一样具有优越的地位”（1994：34）。在宫廷，同时也在城邦，外表越来越成为“分门别类的工具”，即显示阶级差异的手段，其中衣服的作用尤为重要。“高尚趣味”与良好教养日益受到重视，在宫廷中就具体表现为一个人的“翩翩的风度，优雅的举止——比如好看的手势、举止适当的鞠躬的姿态、诙谐的谈吐等——还有一个人生活中所有值得检点的细节”（布鲁瓦德1997：4）。
在布鲁瓦德（1997）看来，这种宫廷社会以及从中产生的时尚注重象征化的举止风度，让身体和所穿的衣服拉开距离。在那些精致华美的衣服底下，很难看得见身体：衣服吸引人的目光，只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