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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将在第三、第四章所讨论的，现代社会已经不断地赋予身体以重要的意义，这一现象其实还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前，而且我们也将它视为更加悠久的“文明化进程”的一部分。埃利亚斯（1978）指出过在欧洲宫廷社会里身体曾经以怎样的方式成为显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与众不同之处。在宫廷，社会角色与地位是通过一个人控制身体的水平、良好的做派和优雅的风度显示出来的，而骑士的等级也会视他们管理身体与保持“文明”的外表的水平而或升或降。埃利亚斯坚持认为，对森尼特和芬克尔斯坦所解释的17、18和19世纪对身体外表的不同侧重来说，他所探讨的这个“文明化进程”已经属于前史了。在当代社会，身体不仅如布尔迪厄（1984）所指出的承担着显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与众不同之处的功能，还越来越被视为自我的容器，它表示着一个人的“个性”与“本真性”。费瑟斯通（1991b）对社会与文化的变化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他认为在20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表演性的自我”。他考察了这种新的自我表现形式（尤其是照相术和好莱坞电影）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他认为这些自我表现形式和化妆品工业一起，一直不断地关注着身体的外表和健康、年轻与美。按照费瑟斯通的说法，这就导致了现代自我的产生，现代自我特别对如何向别人显示自己感兴趣；在个人幸福与完满的追求中，外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谢林（1993）在谈论20世纪许多“身体计划”像节食、健美运动之类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论题，他认为这些所谓的“身体计划”都是旨在对于身体的外表获得一种有效的控制以增强个人获得更多的满足的能力。
另一种试图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对于自我的冲击的尝试将注意力集中于鲍曼（1991）、戴维斯（1992）、芬克尔斯坦（1991）、吉登斯（1991）等人所指出过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现代人举棋不定的踌躇情绪（ambivalence）。现代或后现代世界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大漩涡，其特征就在于确定性的丧失，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消融到空气里去了”（伯曼1983）。对现代的自我来说，这种生活的碎片化的结果，就是焦虑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尽管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将现代经验为恐惧和异化。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因为时尚总是在变动之中，一刻也不停息，它才对于自我的哪怕是瞬间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可能性。正如戴维斯（1992）所说，时尚提供某种象征物——无论如何短暂——目的是确定身份认同，尽管同时又玩弄着身份的不稳定性。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者》（波德莱尔1986；又见本杰明1989）和花花公子是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现代自我的典型，他们尽量争取城市生活的自由度，流连于城市的街头巷尾，看别人也被别人所看。现代世界的衣着是用来应付现代人的踌躇情绪的，尽管如戴维斯（1992）所说，时尚并不提供永恒的象征性的解决，而只是暂时缓解人们的心绪。现代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是吉登斯（1991）和贝克（1992）著作中探讨的主题。尽管他们并不是专门地研究衣着，但他们都提出了现代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反身计划”（reflexiveproject）的观念。现代的自我越来越在乎自身，包括自身的外表，以及自身介入自身的外表的设计和直接由自身来设计自身的外表的能力。
这些现代性理论是富于洞察力的，它们都提供了各自的对于当代社会的身份认同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考察。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作为衣着技巧的时尚的发展以及人们如何有意识地利用时尚来构建自己的符合现代生活舞台的身份认同，都是特别有用的。有关时尚与现代性的这些文献在历史地理解今天的衣着实践方面也特别有价值。不过，这些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都未能将它们所提出的那些概念安放在对自我的实践进行实验的研究的基础上。车龙（1997）是这一理论潮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她不仅试图解释在基督教与其他的文化语境女性是如何被构建的问题，而且还探讨了这些观念如何整合了女性对于她们的外表的理解以及如何冲击了她们的衣着策略。她还由此真正走进了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生活领域本身，就自我表达的方式与衣着的选择问题对一些女性进行实地采访，因此对于作为“情境中的实践”获得了最接近事实的了解。
实验的研究进路
以上我们考察的两种被人们广泛运用的理论方法都倾向于作理论上的推测而并不曾用实验的方式调查日常生活中的衣着。真正对于围绕衣着的日常生活实践做实验研究工作的文献，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领域。
人类学所采用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对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衣着实践及其意义的详细而坚实的考察。比如，对于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社区的性别意识所做的研究工作（卡拉韦1992）、有关孕妇衣着的意义的研究（贝利1992）、对不同文化赋予衣着的不同意义问题（韦纳和施尼德1991）、对埃及白领女性面纱穿戴问题的研究（胡德伐1991）。这些研究都非常关注特定语境中衣着的特殊文化意义与具体运用。比如胡德伐就告诉我们面纱的具体穿戴在伊朗妇女和埃及妇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详细说明了这种具体的衣着实践的意义的复杂性构成。
要对这些研究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对于不同的语境中的衣着实践之特殊性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也确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对当地人的具体衣着实践感兴趣。这些研究和结构主义的时尚研究很不相同，在这里，他们所关心的衣着的意义是特定人群所理解和提供的。不同于符号学家的研究，人种学的研究者们并不是置身事外或者和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通过具体的观察与约请面对面的问答来认识研究对象的衣着实践。不过，他们考察的是非西方文化中的衣着实践，对于我们理解西方的衣着也许并没有多少帮助。因此，我们还应该去看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会有一些更加详细的研究成果。
社会心理学对衣着的兴趣在于它如何被个体所利用以及在人际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车龙（1977）就关心作为个体的女性怎样穿衣并探讨她们的衣着实践所受到的种种限制。还有一部分文献关注的是职业女性的着装问题。对职业女性着装问题的两种研究成果收集在所罗门（1985）、卡什（1985）以及埃里克森和约瑟夫（1985）共同编辑的论文集子里面。这些研究采用了（尽管非常粗糙）从假设前提出发进行测试的方法论框架，测试往往从一些特殊的“问题”或疑问开始。对卡什来说，那作为出发点的问题是“精心设计的衣着风格对管理部门的妇女的衣着的冲击”；对埃里克森和约瑟夫来说，问题则是“做白领工作的妇女的成就感的驱动与对于衣服的选择”。埃里克森和约瑟夫提出，“成就感驱使从事白领工作的妇女比未受成就感驱使的同类们更喜欢制服”（1985：357），而这种假设很快就被大范围的问卷调查以及对不同机构的被调查的妇女的形象测试所证实。不过，这样的心理研究也是很成问题的。预先假设前提的测试模式有下面一些漏洞：方法比较原始，又没有对方法论的批评性反思，就自以为毫无差错地拿它当作接近白领女性衣着的“真实”的入口。这种研究的漏洞还在于，它们一点也未考虑到衣着的主体方面的意义。因此，这种方法论进路对于时尚与衣着的研究就很少有社会学的价值。
本章开始检讨那些研究时尚、衣着和装饰的文献并试图指出各种不同的方法论进路的长处与弱点。本章还探讨了时尚与衣着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概述了有关文献之间的区别。我已经从一般的理论的角度指出，早期研究时尚与时尚变化的一些理论都容易犯简单化和机械化的毛病，而那些研究现代性的著作则比较能够避免那种过于简单化的考量。通过对现代社会进行更加复杂的研究，后者比较有效地勾勒了时尚在当代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关注现代性的这后一种研究又过于理论化了，因此未能把握人们对于衣着的活生生的经验。这些文献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